文 / 沈诗懿、凌梦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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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路北的理科图书馆是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的两座图书馆之一,1985年文科图书馆建成之前,图书馆没有文理之分,现今的理科图书就是复旦图书馆。理科馆建于1958年,南傍校门、东临毛像、西近燕园,整个E字形建筑坐落于校园西部,而于复旦大学旧址而言,图书馆的位置偏近校园中心,它的外貌尚保留着当年复旦大学旧址建筑的红砖墙体,这一带的绿植大部分都是常绿树木,深红色的理科馆沉落交融于周围的深绿林木之中,幽静古朴。


图书馆不仅以藏书为体,更以综合为用。其“藏”在于藏书,其“用”在于提供以书、刊为主的信息收集、整理、加工和提供,兼做读者的阅读场所。除此二种主要功能之外,高校图书馆因藏书之丰、用处之切,又是师生科研成果的又一孵化场所。基于这些基本功能,一个图书馆还常具备情报服务、社会教育、人才培养、文化遗产保存等辅助职能。理科馆的外部结构是一口朝南、东西向的E字形,其内部结构完全按照功能的考虑而设计,1957年《复旦大学图书馆新馆舍建筑计划草案》中提到,为了库中书籍避免阳光直射、便于保存,须将馆舍主体面南、书库面北。另外,东西两翼要尽量延伸,一方面能使图书馆与化学楼平行,另一方面,从东西方向而非南北方向扩大图书馆的占地面积,就不至于使整个馆舍向南面的嘈杂马路靠拢。


如今,从东西两侧看,理科馆可见的只有两个楼层。这两个楼层南半边是图书馆“用”之主体,现在分别是一楼东西的102室(理科应用学科借阅室)、101室(理科基础学科借阅室)和二楼东西的202室(外国教材中心阅览室)、201室(理科报刊阅览室)。而两个楼层的北半边则是“藏”之主体,从外观上看也呈两层楼体,但作“藏”之主体的书库,实际上却有四层。E字形的中央,一楼为密集书库,一楼半则为复旦人著作陈列室,从这两个房间都可以进入北半馆的理科书库。两个房间位于整个理科馆的中心,是连接藏用的重要环节。


当年设计之初,整个理科馆的平面布局即南为阅览之用、北作书库、中心主流通,而东西则是办公之地。整个E字形两侧的庭院中,常绿树木拔地而起,从1958年建馆,到60年代经历动乱,再到2000年理科馆大修,虽然馆内布局有所变动,但这些树木一直屹立于庭院之中,正应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理。


前身:起于戊午承自仙舟


理科馆作为复旦大学的老图书馆,建立之初也并非凭空而起。这段历史要直往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溯起。1905年复旦公学创建之时,校方仅拨了一间房间作为“阅报室”;1917年,复旦公学办大学本科,改名“私立复旦大学”;翌年,戊午级学生自主捐款,成立了“戊午阅书社”,由学生管理;1920年,校方接管了阅书社,始称为“图书馆”。不过,当时图书馆设备简陋,又缺乏专人指导管理,经费也不多,全仗每年规定学生缴纳的二元阅书费以及校董的捐赠,图书分类编目也无定法。


薛仙舟


1922年,复旦大学由徐家汇迁至江湾地区,于校内中南银行黄奕柱先生所捐助修建的奕柱堂(今校史馆)辟出两间房间作为图书收藏室。学校旧址位于今邯郸校区北校区的西部,而奕柱堂则位于校园中心。这两间图书收藏室落定之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热心捐赠图书,校方也开始重视学校藏书情况,逐年购买新书。因此,以奕柱堂这两间藏书室为始,可以说,复旦大学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


1923年,学校聘请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主持图书馆工作。杜先生模仿欧美管理制度制定了一系列专业的图书馆管理方法。继而,1924年,学校又设立了直属校长之下的“图书委员会”专门负责图书馆工作。1925年行政办公处迁出奕柱堂,堂内原有的八间房间便得以全部作图书馆使用。1926年,复旦大学倡导读书运动,提倡“此日多读一分书,即他日为社会多尽一份力”,当时,在仍设于奕柱堂的图书馆内可以见到“环坐而研求者,依立而披览者,摸索而笔记者,济济数十人,履舄交错,三五成群,肩摩踵接,而后至者且有向隅之憾”。此情此景,读书与爱书之人对于知识的簇拥已与今日无异。


三年之后,学校扩建奕柱堂,从左右两边扩出两翼。1930年1月15日,复旦大学于修建一新的奕柱堂之内正式举行图书馆扩建落成典礼,并为纪念中国合作运动创始人、前教务长、著名经济学家薛仙舟先生,将图书馆命名为“仙舟图书馆”,由于右任先生题写馆名。仙舟图书馆是两层工字形建筑,四面歇山、八角飞檐,占地485平方米,馆内设书库、参考室、阅览室以及商业博物馆、中型研究室、办公室,早八点至晚九点对全校师生开放。彼时,复旦图书馆已经小有名气。


自此30年代始,复旦图书馆的运作步入正轨,继校馆正式定名落成,各院系也陆续成立图书室,即后来的资料室,馆系两级管理体制基本落实,图书的选购通常于每学期始由各科(院、系)主任提出书目,经由图书委员会审查,再由图书馆具体采购,这一管理体制延续至今。


仙舟图书馆


抗战时期,图书馆随校址迁移,先迁庐山,后又入川,图书几经辗转流落,又因物价飞涨、经费短缺,图书也难以大量添置。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复旦大学搬回江湾校舍,图书馆随之复馆。1950年9月1日起,全校校舍废除旧名改用数字编号,仙舟馆编为700号。是年11月,学校正式定名“复旦大学”。


诞生:承载沧桑见证校兴


50年代,解放伊始,国内战乱甫平,形式初定,各领域建设起步。彼时,图书馆藏书稳步增加。当时学校中外文图书的分类方法仍延续30年代的做法,统一采用美国的“杜威图书分类法”,馆内置卡片目录,中文有分类和书名目录各一套,外文则采取字典式目录,如此方便师生查询书籍。50年代,图书馆还开始了与国外交流书刊的项目,并在馆内辟设开架式文艺书库外借图书。这些举措当时属全国领先。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复旦图书馆从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调入藏书169976册,书量大增,因而,一方面,中文图书改用北京图书馆所制定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另一方面,由于藏书剧增,原700号便无法再有序容纳,因此,1956年征得高教部同意之后,复旦大学计划建造新图书馆。从《复旦大学图书馆新馆舍建筑计划草案》中可见当年建馆态度之严肃与谨慎,草案中,详细记载了图书馆工作人员、领导以及校领导的综合意见,并强调“图书馆地点必须在全校中心地点……各个主要构成部分,因为使用目的不同,标准不能一律……”。这个新馆就是现在的理科图书馆。


1958年,新馆正式落成,总面积6500平方米,分为书库、阅览室以及目录厅三大部分,由中文系主任、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郭绍虞任馆长。8月18日晚,陈望道校长发动全校师生、教职员工及其家属协助从700号迁运图书至新馆,参与搬运的共计4500名人员3小时内将60万册散置多处的书刊迁入新馆,当时,还在采编部工作的老馆员、现已年过八十的曹宠目睹了这一盛况。在那个年代的上海,除了上海图书馆,能算得上图书馆的就是复旦图书馆了。


曹宠:图书馆的故事从报刊部开始


出生于1928年的曹宠是江苏江阴人,作为曾经的知识青年和战地摄影记者,他上过朝鲜战场,亲历长津湖、上甘岭等战役,拍下了数千张照片,人生前三十年的经历可谓精彩纷呈。


退伍之后,曹宠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工作了整整二十七个年头——那里没有战场上的腥风血雨,可故事却同样曲折而传奇。


1956年,曹宠从部队复员。这时,复旦大学刚刚经历了新一轮的院系调整,他此前就读的华东新闻学院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在王中的安排下,他正式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工作。 一进校门,就看见从700号楼(现校史馆)到刚落成的图书馆之间排起了一条长龙,队伍由上千名的全校员工、师生和家属组成,大家正以“流水线”作业的方式搬运书籍。


这一年,理科图书馆开始兴建,那时的曹宠还不知道自己人生的下一站将停靠在这里,但他有幸亲眼见证了图书馆的第一次“大动作”。


1958年8月的一个晚上,刚刚从新闻系下放大场葑溪乡劳动基地的曹宠休假回校,一进校门,就看见从700号楼(现校史馆)到刚落成的图书馆之间排起了一条长龙,队伍由上千名的全校员工、师生和家属组成,大家正以“流水线”作业的方式搬运书籍。鏖战三小时之后,成果惊人:一夜之间,散置各处的库存就被转移到了新馆中。这样的大场面,伴随着那个大跃进时代特有的激情和冲劲,令曹宠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依旧记忆如新。


1960年的早春,一纸调令将曹宠正式调配到复旦大学图书馆采编部。


彼时,理科图书馆建成不久,“一批学校干部的家属、一批有知识的国民党时期留用人员、一批原有的图书馆从业人员和一批新吸收的知识青年”构成了最初的工作者,在曹宠看来,当时的图书馆用“人才汇聚、藏龙卧虎”来形容也丝毫不过分。在拿到图书馆的几位老先生和各院系资料室主任开出的书单后,曹宠便负责前去订购,他“一边干一边看一边学”,对图书馆的工作慢慢熟悉起来,也逐渐积累起自己的经验和想法。


1960年,曹宠(右一)从大场葑溪 乡下放劳动归校,被分配在校园图书 馆采编部搞采访工作。


1963年,图书馆的又一次大动作——数年一次的清点任务开始了。在采编部工作不久的曹宠被报刊部“借用”,原因是这里的清点工作遇上了难题,亟需人手。用曹宠自己的话来说,他在图书馆的故事“就从报刊部开始了”。清点的工作在外行听来很轻松,“实际上却复杂得不得了”。由于管理中种种疏漏,有些期刊去向不明,有些则破损严重,想要厘清头绪,着实要花一番功夫。光是核对在架上的报刊合订本数量是否和登记的库存相符合就足够令人头痛,此外,还要将整理好的报刊按年份装订成册。 六十年代,理科图书馆前的图书馆 老职工合影留念。


在这样困难的工作中,前辈王国珍给曹宠留下了深刻印象。王国珍从陕西北路的家到学校的路上,只有一部电车通行,单程就要花上一个半小时,可他却永远是到的最早的那一个。他为了不影响师生的阅读,白天仍在报刊部正常工作,下班后则加班加点。常常是已经入夜,同事们陆续离开,王国珍一个人留在了馆内,解决清点中出现的各类疑难问题,他总是“一边工作,一边一根接一根地抽蹩脚的飞马烟”,烟雾慢慢弥漫了整个房间。“他每天回家的时间都不会早于十点。”这一次的清点工作,足足持续了半年。


然而,历史的脚步匆匆踏入六十年代中期,没等曹宠和他的同事把计划展开,一场浩劫就席卷了整个中国。起初,图书馆仅暂停了部分借还功能,尚可供学生们进入阅览。到了时局最动荡的时候,图书馆连阅览室也全部关闭,包括曹宠在内的多数工作人员被下放劳动,只留下十位“年纪轻、出身成分好的”人看守库房。曹宠回忆,“除了一些党报和少数国外期刊,报刊部停订了其他所有刊物,就算是订阅的报刊也仅供内部查阅”,图书馆的萧条冷寂可见一斑。


六十年代哲学系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组” 在图书馆文科教师阅览室(1100号)学习讨论的场景,此学习组当时是哲学系精英学子。


曹宠当时并没有被卷入风暴的中心,“不左不右”的他只是单纯地觉得“不应该那么做,不应该搞破坏”。所以,当北京下来的“红小兵们”来势汹汹地以“破四旧”名义“清查”图书馆时,曹宠和一群工作人员在门口坚决地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所幸的是,他们并没有遭到更多的刁难,十年动乱,“图书馆藏书的损失相对来说也并不算大。”


特殊年代,曹宠还亲眼见证过许多“离奇”的故事。比如,在清晨图书馆的门口,拿着笤帚扫街的,是老校长苏步青和谈家桢。与此同时,被下放到图书馆内工作的人才也不在少数。原复旦附中团委宣传部的宣传委员陈国新就是当年图书馆里一个不大不小的“神话”。陈国新做的是油印工作——每有新书入库,他便以油印的方式登记一份目录,而好学的他看到自己感兴趣的,总会“自留”一份,久而久之,竟编成了一套绝无仅有的“私家书目索引”。更为传奇的是,陈国新对报刊部的整体布局也了然于胸,“就算蒙上他的眼睛,他也能准确地找到你要的那本期刊在哪一排哪一列;若你要的那本没有,他还能脱口说出一本内容相近的”。凭借这项“看家本领”,陈国新成为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咨询馆员。


回望那个动荡的年代,面对时代洪流中无法自我掌控的命运,曹宠坦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只要你细心,只要你肯学,无论在哪里,总能得到点什么。”


八十年代初,动乱甫平,许多人迫不及待地离开图书馆,投奔更好的单位。而曹宠却选择留了下来,和他已经工作了近二十年的图书馆一起,迎接新的历史转机。同时,他向馆长提出了两个要求:其一,将采编部分为采访部和编目部。作为第一任采访部主任,曹宠积极联系各院系知名教授和资料室主任,以便集中精力将“文革”中停滞的藏书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其二,开设“新闻摄影专题”和“报刊工作”两门课程。作为上过战场的老兵和历经图书馆几度变迁的老馆员,曹宠心里有太多的东西想嘱咐给后辈的年轻人。就这样,他白天在图书馆坐班,晚上在新闻系和原复旦分校(上海大学文学院前身)图书馆系开课。


特殊年代,曹宠还亲眼见证过许多“离奇”的故事。比如,在清晨图书馆的门口,拿着笤帚扫街的,是老校长苏步青和谈家桢。 就在这段时期,复旦大学图书馆开始了一项在全国范围内都堪称领先的举措:将计算机引入图书管理和借阅系统。整个项目从数学系资料室的藏刊开始着手,曹宠成为负责该项工作的小组长,与数学系资料室的吕慧芳一同合作。在那个年代,计算机还是一种可以装满一整个房间的“大家伙”,通晓者寥寥,“给我当助手的几个人都是有本事的,不仅有计算机的,还有学法文、俄文的、英文的、日文的”。曹宠说。


日子平静而充实地流淌。1988年,曹宠正式退休。


曹宠的家并不大,友人题写相赠的字画挂满了墙壁,其中挂在显眼位置的一副写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已是人生耄耋之年的曹宠说,“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时间不够了”。他说着他和光阴的故事、他和图书馆一起经历过的风雨,所有的激情、沉默、痛楚、重生,正迫不及待地期盼着有人去倾听和记录。


中兴:求知若渴知识方舟


1958年刚建成的理科馆,南面一楼分别是理科阅览室和报刊阅览室,二楼为教员阅览室和文科阅览室,而开架书库就设在一楼的中心位置。与现在不同,在那个年代,图书馆馆藏布局强调书刊师生分列,而教师阅览室的书籍相对优质,因为那时候图书毕竟不够充裕,所以图书馆采购的新书,如果只有一本的,就放到教师阅览室,有两本的才会放到学生阅览室,而在流通部的书都是馆藏在两本以上的。所以,那个年代学生的阅读相对受限。


1979年,教育部在全国设置了文科教育中心,总共有十个点。受教育部委托,复旦大学也成立了外国教材中心,当时引进了一批外国教材,就陈列在二楼。而于2005年至2006年,复旦大学还陆续买下了所有哈佛大学专业学院的教材,与70年代的外国教材一并都陈列于二楼“外国教材中心”。


同是书量不足之故,所以,理科馆早期的借阅方式还不是开放式的。如今的复旦人著作陈列室,曾经作为“目录厅”,房间中间则是一个大柜台,柜台之外是目录箱,柜台之内则通往图书馆北的书库。读者要在目录箱中按照分类,找到自己想要的书对应的目录卡片,将卡片上的分类号、著者号等信息写在自己的索书单上,在柜台后的工作人员就拿着这小纸条进书库找书。书找出来之后,读者还要出示借书证,由工作人员在上面签字盖借书章,还书时,要在上面盖还书章。整个目录厅不大,只有200平米左右,可是跑库的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却很大,一方面,他们要制作大量的图书目录卡片,另一方面,因为书库共有四层,图书馆既没有电梯也没有传送带,替读者找书就需要整个四层来回跑,着实是个体力活。


现在的书架一般是钢板书架,原来都是木质的,这些老书架仍留在理科书库中,由于常年书籍重压,书架中间已经向下弯曲,而整个书库的楼层也因常年承重向下沉降,在进入书库的门口多了一级台阶。


吴晓明:像老鼠掉进了“大米缸” 文革时期,生在上海的吴晓明去了苏北的海丰农场,一待3年,1977年,高考恢复,终于等到走出农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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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明(右)与同学木特力甫在理图前合影


那年他20岁,满脑子文艺情怀,高考填志愿时,报考了三个学校:复旦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非文史哲专业不读。最后如愿以偿被复旦大学哲学系录取,“就像当时填报理科的考生被数学系录取一样,全家人都高兴坏了,特别自豪。”吴晓明说。


“囤积”了10年的高中毕业生熙熙攘攘走过高考这道窄门,学生之间的年龄跨度极大,吴晓明20岁,同宿舍的俞吾金比他大9岁,同班同学里,有人比吴晓明年龄还小,比俞吾金年长的也不少,“这种情况在77级到79级大学生中非常普遍”。大家几乎都是站在零起点上开始学习哲学,而且,“个个都是文艺青年”。


在吴晓明的记忆中,当时校园气氛特别积极向上,新一届学生携着时代特有的热情以及弥补逝去时光的愿望,一头扎进书堆里。彼时,国外的最新的思潮也都涌入大学,汇聚了最好的知识之源,而图书馆则是获取这些知识的不二场所。“我们接触到图书馆,一看,那么多书,简直就是老鼠掉到米缸里的感觉”。文革严禁之风,加上六十、七十年代资源紧缺,平时,他们也很难接触到好书。“很多向往的小说,都只是听听名字而已,即使是一些比较大众的小说,也只是在更年轻的时候为了好看而看的”,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就失去了看书的环境。


跟如今的学生一样,年轻的心智容易被浪漫且恢弘的文学作品所感染。图书馆的文艺类图书受到学生的簇拥,经常一书难求,80年代的图书馆还没有太多的开架图书,而且借书的程序相对繁琐,但丝毫不影响学生读书的需求。


大一尚未深入学习哲学的时候,吴晓明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小说。他喜欢法国、德国和苏联的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歌德、雨果等人的作品全都看过。同宿舍的俞吾金也是疯狂地借阅文学作品,“《莎士比亚全集》他每天一本,不看完不睡觉。一般平时接触不到的书,就都在图书馆借来看。” 彼时,国外的最新的思潮也都涌入大学,汇聚了最好的知识之源,而图书馆则是获取这些知识的不二场所。“我们接触到图书馆,一看,那么多书,简直就是老鼠掉到米缸里的感觉”。


吴晓明在图书馆借的第一本哲学书是苏联翻译过来的《简明哲学辞典》(1973年出版),编者是尤金。他至今还记得那本书的样子,文字旁边配有图片。“黑格尔那条,批评他是唯心主义的,是唯物主义的凶恶的敌人。我一看,旁边的插图的确蛮凶恶的。”


那年头,复旦大学只有一个图书馆,一教楼下还有一家新华书店,书店每天中午都挤满了排队买书的人,不过,图书馆仍然是学生可以大量接触书籍的地方。那会儿的图书馆总是满位,虽然不用抢座,但占座还是有必要的。吴晓明总是和三两同学一起去,把书包或者杂志往座位上一放,就算占好座了,接着“今天下午就在那混了”。那会儿图书馆还没有空调,“但是冬天也没觉得很冷”,吴晓明晚饭总吃得很早,五点半就可以去图书馆了,然后一直在那里待着,直到待到9点半关门。


吴晓明住在3号楼,寝室距离图书馆很近,短短一段路上,同学们不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就是从图书馆回来的途中。有人每天看的书很多,半小时换一本,路上“会背一个很大的书包,特别沉”,吴晓明习惯一次只看一本书,每次只背个中等大小的帆布包,“装一本书,从头看到尾。”


那时候,本科生最多能借5本书,书上贴着图书馆的借书卡,填满了借书人的信息,“一看借书卡就知道前面是谁看过了。”当时的学生书看的勤,也不会在书上随便乱画。“我们当时拿个本子做摘写,哪些观点,在什么地方,都会记下来”,做摘记的卡片还分成不同的主题,同一个主题就集中起来,这样方便在讨论、上课的时候能马上找出来用。


本科毕业后,吴晓明继续留在复旦攻读硕士学位,在这期间,发生了轰动哲学界的“六君子”事件,他是主角之一。


1983年秋,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哲学方法论的全国性研讨会在桂林举行,哲学系有6名硕博士生随哲学系副主任李继宗前往参会。除了吴晓明之外,其他5位分别是谢遐龄、陈奎德、周义澄3位博士和俞吾金、安延民2位硕士生。吴晓明回忆说,由于会议分量之重,身为学生的他们原本没有打算在会上发言。但后来又觉得既然来了,就不要白来。于是,6个人写了一份《关于哲学认识论的几点意见》,对当时国内流行的教科书体系提出了批评。


这份提纲引起了轩然大波,据吴晓明说,“本来会议在中午就结束了,后来下午又加会,专门讨论我们这个事情”。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当时仍处于过渡时期,国内哲学领域的整体气氛还比较保守,又有“反自由化”、“清楚精神污染”的口号在先,因此,6人回到学校之后,便不断接受批评和再教育,“天天反思,重新上课,批评我们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吴晓明笑称,当年谢遐龄还感慨道,“咱们学位大概是拿不到了,但是大事也不会有,好歹我们毕竟没有后台”。


1982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国家整体思想风向有了微妙的变化,改革开放和探索精神重新得到了肯定。胡书记当政以后,这股思想新风也吹进了高校。83年后期,正值事件发生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国内情势的转变,“精神污染”之类的帽子不复存在,这6位提出了创造性的认识论看法的青年立马成了英雄,《解放日报》、新华社等报刊媒体竞相报道“六君子”事件。彼时正值毕业之际,他们几人便又趁热打铁,在学校3108组织了一场“哲学研究改革”系列讲座,热烈讨论当代哲学与当代思潮。讲座总共15讲,盛况空前,场场爆满。自此,“哲学六君子”一事辗转成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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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馆密集书库,当年是复旦最早的开架书库


可想而知,正是当时迷醉的读书状态、严谨的消化方式、开放的讨论环境,赋予吴晓明那一代学子很早就建立起对学科独到、成熟的见解。80年代厚重的学术风气和扎实的学术积淀源于对于知识沉静、专注的诉求。回想风华正茂之时,70年代末至80年代,许多民国时业已成名的学者还在世,“比如中文系的郭绍虞、朱东润,历史系的周谷城,我们哲学系的全增嘏等等,我们对他们来说就是孙辈的人。”除了在图书馆里埋头看书以外,吴晓明还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言传身教。如今30多年过去,曾经的孙辈成了爷爷辈,吴晓明自己也成了桃李满天下的知名学者。


今天的他仍然不习惯使用电脑,办公室里只有散乱堆放的成摞的书籍;他喜欢手写书摘,把每一本书的重要内容都做成索引,写在书的扉页上面,这是在当年图书馆借书时养成的习惯。他坐在办公桌前,阅读、做摘抄,右手正前方是一幅马克思的立体铜版画,从这个角度再向前看,墙上挂着启功的书法: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


扩展:使命之至各司其职


从50年代至80年代,理科馆建成之后,藏书量大幅增加之余,复旦大学师生数量也急剧增加。馆舍很快又无法满足现状。 开放时间一到,学生们一个劲儿往里面冲,好几次都把玻璃门挤破。


在图书馆老馆员秦邦廉的回忆中,当年,图书馆开放时间还没到点,学生就早早排起长队,一楼学生阅览室门口的队伍一直顺着楼梯排到二楼,而二楼也同样拥挤。而那时候,从阅览室到东西两边的办公区之间都有门,各个阅览室也安装有草绿色的木框玻璃门。开放时间一到,学生们一个劲儿往里面冲,好几次都把玻璃门挤破。如今东边的房间也改造成阅览室和开架书库,70年代,图书馆馆长室一度设在那里,尽头则是装订车间。而西边的办公区曾是学校档案馆所在,直到1989年学校建了专门的档案馆,西边的几个房间才复归图书馆。


1979年9月,教育部批准建立新馆,于1983年动工、1985年建成了一座非对称型现代建筑,共计13080平方米,称为文科图书馆,与马路对面的老馆遥遥相对,自那时起,这一继承了仙舟馆使命的老馆就成了理科馆。随着文科馆的落成,图书馆行政部门全部迁至文科馆,老馆员秦邦廉的办公室也同样搬出了理科馆。


秦邦廉:吃了图书馆饭,永远都是图书馆人


清晨七点十五分,从四平路穿过国权路到邯郸路的这一段街道,秦邦廉是再熟悉不过了。每天的这个时候,他跨上自行车,准时从同济新村出发。十五分钟的路程不算长,秦邦廉的目的地是复旦大学图书馆,即现在的理科馆。


他的办公室位于二楼正中间,如今已被用作学生阅览室——不大,却总是一座难求。三十年前的秦邦廉坐在靠窗的办公桌前,稍一探头,就能看到窗外苍郁的树木和熙熙攘攘的学生。这个房间冬天很暖和,夏天却极其闷热,到处堆着大量订购的中外文刊物和国外大学送给复旦的书刊。


中午十一点十五分,他下班回家,烧菜做饭、略做休息;下午一点十五分再骑车返回工作岗位。秦邦廉的整个职业生涯,几乎就重复着这样两点一线的生活。


秦邦廉是1978年的考生,在那之前,他在一家工厂里干活,每个月收入尚可。高考报名那天,他原是陪一个77级落榜生前去报名的,结果被大家起哄着也报了名。当时的他只剩下两周的复习时间,可最后还是被复旦分校(上海大学文学院前身)的图书馆学系录取了。“从小就对图书馆有点喜欢,并且图书馆学系学制短,可以早点出来工作,照顾家人”。原本并没有上大学打算的秦邦廉,就这样误打误撞地成为了图书馆学系的学生。“班里有九十几个同学,最大的是我们这样的66届高中生,最小的是应届生,足足相差14岁”,作为大龄学生的秦邦廉是当时的班长,也因为班长的特殊身份,秦邦廉对于毕业之后的分配有着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复旦大学图书馆就是很棒的,离家又近,况且我的丈人也是老复旦人”,多种原因促成之下,秦邦廉做出了留在复旦的选择,从此便和复旦、和图书馆,结下了难解的缘分。


当年理科馆用来运书的木制推车, 如今已作废在密集书库一角 1981年,初来工作单位报到的秦邦廉被分配在了报刊部。“在王国珍、陈煜仪、曹宠一批老先生的教导下,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尽管已经学习了两年图书馆专业,投身到实践中,也还是要由老先生们从一笔一划教起。秦邦廉的工作包括“登到、编目和交换”:所谓“登到”和“编目”,是给每一本新来的期刊做记录和编条码;“交换”则是定期和国外的图书馆互换订阅的期刊——名声在外的复旦图书馆,有不少固定的境外“合作伙伴”。


对于秦邦廉来说,除了完成报刊部的日常事务,时不时有一些和名人打交道的机会。


“贾先生对我很好,后来从我们图书馆去美国念书的同学,也是由我请贾先生写的推荐信”。秦邦廉说,他口中的这位“贾先生”就是图书馆前任馆长、著名作家、翻译家和文学研究者贾植芳。在秦邦廉的印象里,贾馆长是“超脱的”,他并不事必躬亲,而是从宏观上统筹管理,负责“图书馆经费和对外联络的工作”。贾先生回中文系以后,“他常常写一个条子给我,要我去接待来图书馆参观的某某人,又时常把我的名字写错,写成‘邦联’”,也是因此,他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名人,比如胡风的夫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和传记作家梅志,“梅老师是来查阅解放前的报刊资料的”;本校的知名教授,历史系的周谷城先生和他的夫人也在秦邦廉的陪同下来图书馆查阅资料。


1985年落成的文科新馆让过去的复旦大学图书馆变为了今天的“理科馆”。“刚刚造好新馆的时候,简直是兴高采烈”。谈起图书馆的扩展,秦邦廉解释说,“从学校的发展、学科的发展、藏书量的增长来看,老图书馆已不能满足现有的要求了”,新馆的面积是一万三千零八十平方米这样的数据和细节秦邦廉也是一口报出。文科馆投入使用后,随着行政部门迁至新馆,秦邦廉正式告别了他的“理科馆时代”,和报刊部的同事们一起搬到了新馆的三楼办公。


后来,秦邦廉转到了图书馆办公室工作,曾担任过馆办主任和馆长助理,直到2007年退休。近30年下来,他感情最深的地方依旧是最初工作的报刊部。“复旦图书馆保存的民国时期和解放前的报刊资料很有名,尤其是关于三、四十年代‘孤岛文学’的一些资料,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秦邦廉对此颇有几分自豪。“但我看他们有的时候并不珍惜;但后人我不管,我在的时候,是一定要尽我的责任把这些资料管好用好”,说到这里,一直笑呵呵秦邦廉突然皱起了眉头,神色变得格外坚定。


退休之后的秦邦廉和图书馆的缘分还在继续。1991年,他参与创办了《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目前,该期刊的编辑部就在文科馆的402室。2005至2013年,他担任了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偶尔回老单位走一走,他依旧能受到每一位后辈热情的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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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邦廉


如今的秦邦廉年逾花甲,他甚至调侃自己“就是一个又呆又傻的老头子”。当年一起在图书馆系学习的同班同学,“三分之一到了国外去发展,三分之一早已转行”。“毕竟一份工作有一份工作的规律、有一份工作的流程、学术讨论”,所以,尽管有多次调动工作的机会,秦邦廉还是坚守着自己复旦图书馆人的身份。他笃信,“吃了图书馆饭,就是图书馆人”。


现在,这个他服务了半辈子的地方马上要进行新一轮的改造,“听说计划要改造成中华古籍库,不知道要怎么利用。”秦邦廉期待且感慨。


受访那天,他将我们带到理科馆的楼顶,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E字形建筑概貌。他看见有一只鸟被困在三楼玻璃窗内不断地扑腾,执意要先把它放出去。他缓慢地弯腰,打开了两面的窗子,鸟扑棱了一会儿,便倏而飞出。

理科馆自1958年建立后,在校史上始终承担着重要的学科功能, 56年来,连同着复旦大学自创校以来的图书馆史,在校史变迁中,始终为复旦师生提供一片获取知识的净土和乐园。沉沉历史层层馆,在未来,不论它的命运如何,它都是现存的复旦图书馆灵魂之载体,它的地位将在复旦人的心中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