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高分子的教学和研究始于1958年,历经化学系高分子教研组(1958-1982)、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高分子化学研究所(1958-1962)、材料科学系(所)高分子教研室(1983-1993)到1993年高分子科学系(所),一代又一代的高分子人一直在跃进楼这座不甚起眼的红砖五层楼里埋头学习、努力工作、勇攀科学高峰,比肩国际一流。


这座楼里,成就了江明、杨玉良两位中科院院士,涌现了4位长江特聘教授、9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诞生了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我国高分子科学的重要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之一。

 


如果说,复旦校园有哪一座楼宇留下了特别浓厚的时代痕迹,恐怕非“跃进楼”莫属了。跃进楼设计寿命五十年,如今它早已超龄,太过简陋低调,甚至没有明显的楼名标识,只在入口右侧立着一块牌子,蓝底白字,用宋体印着:“跃进楼”。不少老师和同学说,这是为了方便快递员能够找到这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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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楼


跃进楼隐藏于老逸夫楼背后,在袁成英楼和遗传学楼之间,为高挑葱翠的水杉树掩映。楼前左侧的草坪内,绿树环抱之中,舒展着两棵广玉兰。有人戏说,这两棵树象征着高分子系里出了江明和杨玉良两位院士。 如今的跃进楼是高分子系的大本营,追溯历史来看,几近六十年,它见证了复旦高分子学科的发展,高分子人也将历史的一点一滴,日日夜夜,封存在这座楼中。虽是陋室,洒满时光的痕迹,讲起来却也颇值得动情。


向科学进军:国内高分子学科横空出世


上世纪20至30年代德国化学家斯施陶丁格(H Staudinger)提出高分子的科学概念并逐渐为科学界所接受。40年代美国化学家弗洛里(P Flory)发展了高分子物理的基础理论。50年代德国化学家齐格勒 (K. Ziegler)和年意大利化学家纳塔 (G. Natta)发明的定向聚合催化剂,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实现了聚烯烃高分子的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这些成就使得高分子学科迅速兴起。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高分子科学也开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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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于同隐先生和他培养的研究生们在跃进楼前合影。于同隐(中);左起一至四:程为庄、董描升、杜强国、徐又一;左起六至九:黄骏廉、葛明陶、杨玉良、姜传渔(照片来源: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2012-F-Z-XH11课题】收录。)


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落实到学科发展规划。鉴于高分子学科发展的蓬勃势头, 1958年,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决定在复旦成立高分子化学研究所(简称103所),所长由著名物理化学家、核化学家吴征铠先生担任,副所长由著名有机化学家于同隐先生担任。 同时,化学系设立高分子化学专业,成立了高分子教研组,于同隐先生任组长。当时一张白纸的基础上,于先生带着一批教师白手起家。然而建所不久,大跃进遭到挫折建所力不能逮,不得已只能撤掉项目,所幸同时上马的高分子化学专业,被复旦保留了下来,成为了后来复旦高分子学科蓬勃发展的燎原之火。 时代艰难,无论是高分子教研组抑或是103所都没有自己专属的教学、实验场所,相关活动均在老化学楼(1956年落成)内进行。最早进驻跃进楼的江明回忆,当时高分子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老化学楼的二楼和三楼。1960年,跃进楼开始建造,大约在1961年上半年间竣工。 翻阅学校基建处的资料可以看到,跃进楼最初的命名是“理化六楼”,1960年2月,与它旁边的“理化四楼”(今袁成英计算机楼)同时开工,同样的外观,是为姊妹楼。路过此处,细心者可以发现,跃进楼靠近袁成英楼的一侧,各延伸出一个四层的辅楼。 江院士解释,建两座姊妹楼的最初规划,包括在两楼之间搭一个连廊。因为资金等问题,连廊只建了一个框架,两楼始终没有连起来。直至70年代,为了缓解用房紧张,连廊改成了水泥外墙的辅楼;而拟建主楼的梦想则变为泡影。今天在跃进楼内部看来,这段辅楼除了走进去窄小一些,已看不出连廊的痕迹。在常年岁月里,这段延伸出的辅楼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风吹雨打五十余载,与复旦高分子学科诞生于同一时代的跃进楼,静默伫立于斯,承载一个学科五十余年的成长岁月。


江明:“纳雅斋斋主”


1955年,江明进入复旦化学系就读,1958年提前毕业,和另外十一名同学一起被抽调出来跟随于同隐先生参与高分子化学专业建设。1961年成为第一批进驻跃进楼的“业主”。江明的实验室在三楼。落成以后的跃进楼,红砖绿窗,窗户是木质结构。大部分实验室地面是水泥磨石子的,隔墙由芦苇和泥土构成,电线是铝芯的,下水道是陶瓷的,通风橱等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可见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一切教学条件和实验设施都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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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于同隐先生(右)与江明(左)在跃进楼实验室。(照片来源: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2012-F-Z-XH11课题】收录。)。


“当时没有进口设备,国产的可用仪器极少,我们都是自己搭建实验仪器。”高分子专业的老师,走访各处购置零件,拿到工厂进一步加工,组装成符合基本工作需求的实验仪器。奋发向上、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克服了物质条件的不足,抵抗着外在的种种冲击,朝心中的科学殿堂摸索、前行。 文革期间,原本逐步步入节奏的教学、科研工作不得不停滞下来。跃进楼成了政治批判的“战场”。“教学实验室改成了政治学习室,用来开政治会议和大批斗。三楼的走廊,贴满了大字报。”江明回忆。于同隐先生被怀疑为“国外特务”,江明也作为“反动教员”被批斗。跃进楼一度陷入失序状态,人心惶惶。1973年以后,才逐渐恢复教学科研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跃进楼还见证了改革开发前的极为罕见的国际友人来访的民间外交活动,江明给我们列出一个不完全名单:1964年,日本科学家中岛章夫先生来访,于同隐先生担任翻译。文革后,罗马尼亚前元首齐奥塞斯库的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曾来访1977年时任英国保守党党魁的撒切尔夫人(后任英国首相)也曾造访,高分子人向撒切尔夫人展示了丙烯的本体聚合项目和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情况。“当时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汪猷教授、复旦的于同隐和高滋教授陪同了参观。”江明本人也在跃进楼聚丙烯实验室参与了接待。 复旦的高分子事业在政治的热浪中,没有逐波随流,事业的发展受大环境的影响虽有起伏,但跃进楼里高分子人安于寂寞,始终坚守着希望,奋发前行。 1978年之后,国内政治形势雨霁云开。1979年4月江明作为复旦第一批访问学者出国。高分子人与外界的交流也逐步恢复常态。江明拿来一本磨破了边儿的签名本,本子上是自1981年以来,他所接待的国内外高分子专业学者专家,来到跃进楼后,用各国语言、各种笔迹留下的亲笔签名和赠言。


实验事故也不鲜见,有一次实验导管破裂,江明被烧伤了左手手背。说起此事,江明用右手轻抚着左手,仿似昨日重现,而烧灼的痕迹已经淡去,几十年的时光,也一并流去了。


类似的“小本本”,江明收藏良多,几十年来,他用这样的方式见证着跃进楼的时代变迁、复旦高分子学科的筚路蓝缕,也见证了我国高分子学科的发展历程。 几十年来,因为楼上的下水道系统不完善,没有地漏,江明说,在跃进楼,最怕的是“闹水灾”,“常常是第二天来一看,实验室被淹了。”实验事故也不鲜见,有一次实验导管破裂,江明被烧伤了左手手背。说起此事,江明用右手轻抚着左手,仿似昨日重现,而烧灼的痕迹已经淡去,几十年的时光,也一并流去了。 江明的办公室兼书房在跃进楼315室,房间朝阳,面积不大。这里是他的“纳雅斋”。房间内书满处都是相框、摆设、证书、字画,贴满四壁,窗台上翠绿的盆栽长得比人还高,萝藤枝蔓在天花板上舒展开来,带来盎然生气。“纳雅斋”其名,一方面是因为文人雅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房间狭小,江明干脆就取“纳(nano)”字,有材料专业特色,且兼具包容的意思。 如今江明还没退休,每天都在纳雅斋里和同事交流,接待学生与访客。对这座楼的感情,丝丝缕缕渗透在他的小本本里,渗透在他的办公室、实验室中,渗透在这座楼的角角落落,已不是一言一句能够说得清的,“等我有时间,要把手头这么多资料好好做个整理。”江明慢悠悠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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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于同隐先生(右)与杨玉良(左)在跃进楼实验室。(照片来源: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2012-F-Z-XH11课题】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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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第一台电子拉力机是国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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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张炜在跃进楼302室进行高分子材料测试


邵正中:多年实验练就一双铁砂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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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正中的“铁砂掌”


丁建东:一个推导公式消除了崇洋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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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东


汪长春:简单也是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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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长春


彭慧胜:跃进楼的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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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慧胜在博士答辩


撰稿:孙璐艳、朱天易、曹屹睿、阿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