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丝瓜、孙璐艳等



从邯郸路220号正校门走进去,经日月东路掠过著名的毛像,窄窄的丁字路在恒隆物理楼前拦腰截断,改弦易辙,绕过它右侧,忽然又见一片天地。逼仄视野在开阔绿地前变得舒缓,由绿地而上,焦点落在斑驳的科学楼前。

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日光总是偏爱科学楼,在前者宽广的阴影下,右后方那幢五层清水红砖建筑常年低调,来往路人很难留意到它的存在。这就是袁成英计算机楼了,它是复旦建筑里“沉默的大多数”,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水杉里,低吟浅唱,它的光荣与历史,只有懂的人才懂。


袁成英计算机楼


袁成英计算机楼竣工于1960年,落成时叫“理化四楼”,与其说是楼名,毋宁说是一个数字编号。在何永保的记忆里,它最初是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驻地,这个机构于1958年由中科院上海分院与复旦大学共同创立,第一任所长为谢希德先生。

1956年5月26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复旦大学成功研制中国第一台大型电子模拟计算机——复旦601型电子积分机,由复旦数学系和物理系师生合作研究设计。


1956年5月26日解放日报头版


此后十余年间,“602”、“719”、“753”等国内领先的计算机相继问世,复旦不但成为当时国内研制计算机数量最多,水平最高的高等院校之一,还培养和积累了一大批计算机专业人才。

“753”计算机问世那年,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代理书记王零参考国际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趋向,综合教学科学部分管科研工作的郑绍濂、数学系张开明及物理系何永保等人的意见,决定在此基础上创立一个全新的交叉学科。



1971年,复旦自主研制的719计算机, 是中国最早批量生产的计算机。

1975年,没有举办任何典礼与仪式,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在理化四楼呱呱落地,这是全国高等院校中最早成立的计算机系之一,也是复旦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科系。


1975年自主研制的753计算机,之后成立了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摄于1984年)


由物理系何永保为首的自动控制、模式识别、图像处理研究队伍,数学系张开明为首的计算数学研究队伍以及吴立德为首的信息论研究队伍整合而成,王零任第一届党总支书记,何永保任第一届系主任。

那时,上海技物所早已于3年前迁离复旦,落户上海市中山北一路。理化四楼成为计算机系的摇篮和母体,一楼是图书馆,二楼是行政办公室,三、四楼是各个科研组的实验室,五楼是校办工厂。此后,“计算机楼”取代“理化四楼”,成为它的新名字,并延续多年。


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首任总支书记王零


直至90年代,袁天凡校董出资重修“计算机楼”,并以祖母名讳“袁成英”三字冠名,这幢彼时已近40年楼龄的建筑才再度更名为“袁成英计算机楼”,这是后话。


何永保:年过80的Geek

1982年,何永保(左一)在袁成英楼三楼模式识别实验室


1954年,当时还是上海电表厂技术员的何永保,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了号召大学生投身祖国建设的报道,于是决定报考大学。


“在工厂里,看到工程师能解决各种技术难题,很是羡慕,所以对电子学很感兴趣。”


报志愿时,他填的是清华大学,因为这所顶尖工科院校的电子学专业是全国最好的,由于体检没有过关,何永保进了复旦大学物理系。

复旦物理系亦是全国一流,但何永保对电子学初衷未变,大四时,他得偿所愿被派往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做毕业论文,毕业后回到复旦物理系,负责微波实验室、波谱实验室的建设和量子电子学的研究。


为把握该领域的国际前沿动态,他掌握了英、德、法、俄等几门语言,60年代,日本电子科技发展迅速,他又专门抽空自学了日语。

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爆发,高校教研秩序受到严重干扰。中共中央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和基层去, “用我们的知识为工农业自动控制化做贡献。”何永保下放到工厂,量子电子学研究被迫中断。


福兮祸兮,工业自动控制化恰好是日本的强项,由于通晓日语,何永保阴错阳差在自动控制领域做出了成果。


70年代初,他回到物理系筹建自动控制专业,并开始招生。1975年,作为自动控制领域的专家,何永保参与筹建计算机系并成为第一任系主任。

1977年,复旦计算机建系已两年有余,当年7月,邓小平三度复出,主持科技与教育领域拨乱反正,次月,他在北京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全国30余名科学家及教育者与会,复旦大学老校长苏步青在受邀之列。


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会议,它的重要成果是决定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

“苏老一回来就召集我们各个系主任,把这个信息立刻传递给我们。”何永保至今印象深刻。

当年冬天,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场高考如期举行。第二年,即1978年,在何永保看来是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我有两个收获,一个是我们计算机系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第二就是我的大儿子终于有机会上大学。”

新鲜血液的注入,让年轻的复旦计算机系迎来高速发展,“但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最迫在眉睫的是教学工作,为了迎接第一届学生,从教材、教学计划、科研方案、师资培养,到实验室、图书资料室,一切都需要制定或完善。


这段时间何永保很少回家,周末也呆在计算机楼里。“连他母亲去世也是我到学校通知他回来的。”太太谈起那些日子,还有些嗔怪的味道。

80年代初,第一届学生升入高年级,已有教材开始捉襟见肘,教师亦需要与国际接轨,进行知识更新,经过系内多番研究讨论,何永保决定实施 “走出去引进来”战略。

“走出去,就是给那些准备出国的老师写推荐信。”作为系主任,他在计算机楼209办公室陆陆续续写了几十封推荐信,把系里几十位老师先后派往卡内基梅隆大学、南加州大学、普度大学等美国一流高校访问与进修。


飞越重洋前,他对每一个人都提了个要求:找到进修学校的教案或者教材,原封不动地带回来。

靠着蚂蚁搬家式的努力,复旦计算机系的学生得以在百废待兴的年代接触到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学科教材,比如高传善带回的《计算机网络》,周新的《模式识别》等,眼界大大延伸至国际。

“走出去”不够,还要“请进来”。何永保定期邀请国外著名计算机学者前往复旦进行两周左右的短期讲学,借此让学生有机会与世界一流学者直接接触,建立联系。讲完课,他会把他们邀请到家里,由自己的太太下厨款待。

“所以我们系的学生申请国外高校都很受欢迎。”何永保自豪地说,“因为他们已经提前接受了国际上最先进的计算机科学的培养。”

尽管给几十个人写了推荐信,何永保从系主任一职卸任后才第一次出国进修,几乎是系里最晚的,同时也是同辈中最后一个当上教授的。

他这一生经历了很多“阴错阳差”,从进入物理系,到支援工厂,到筹建计算机系并主持工作,在他看来都是“服从党的安排。”


如果可以选择,他最热爱的工作应该还是科研,除了出国访学那几年,何永保一直在计算机楼工作,从事模式识别、智能控制、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直至退休。

如今,年过八旬的何永保依然盯着时代浪潮,装饰简朴的家中,最显眼的是一套高清蓝光电视,“第一时间买 的。” 他会用iPad发微信,谈起“微软小冰”来显得兴致勃勃,“是我的学生幺宝刚在微软主持研制的,他回来还和我讲小冰的原理。”

谈话结束时,何永保走上前去检查了一下蓝光电视旁的摄像机,这次采访他进行了全程记录, “我想用一些先进技术,记录下自己生活的一些点滴。”


吴立德:70年代的程序员


吴立德


比何永保稍晚一年,吴立德于1955年考进复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

文革开始后,国家号召数学工作者将数学知识应用到生产中,“连华罗庚也亲自带领小分队到全国各地去推广‘优选法’、‘统筹法’。”作为青年教师,吴立德也跃跃欲试。

正巧那段时间上海地面沉降很严重,一下雨马路立即被淹没,上海水文地质大队到复旦求助,希望能用数学的方法,求出水量、水位和沉降间的数量关系。吴立德和他的同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不负重托,得到了可实用的数学模型。

这只是牛刀小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国石油勘探的高速发展期,地震勘探是重要手段,通过观测和分析大地对人工地震波的响应,推断地下岩层的性质和形态。


其时,每次人工地震后,每条记录都有上千个数据,而记录更是成千上万都需要处理,“可以算是‘大数据’了”,人工计算力有不逮,亟需借助计算机的这项新兴事物的力量进行数据处理。

彼时,国外已有处理程序,但对中国实行封锁,接受委托后,吴立德领先的信息论小组,在复旦719系列计算机上,配套研制了相应的模数输入设备,加速运算的褶积器等设备,以及用汇编语言写了相应的处理程序,解决了问题。


这项成果后来获得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


全国科学大会奖项


1975年,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程序员,吴立德和他的科研团队加入全新成立的复旦大学计算机系,正式驻扎计算机楼。

文革结束以后,国家科教方针发生重大转向,除恢复高考外,“国家转变态度,重新重视理论上的研究,我们信息论小组的工作重心也从应用转到了科研。”

80年代初期,系主任何永保主导下的计算机系实行“走出去”政策,吴立德成为系里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学者,先后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访问与进修。


1982年,吴立德发表了关于直线链码的研究论文,这是国内学者在顶级计算机期刊PAMI上发表第一篇文章。

何永保卸任后,吴立德成为计算机系第二任系主任,有感于国内课程设置与国外仍有较大差距,他组织制定了整套教学计划,向国外优秀大学靠拢;配套设备上,由他的同事涂时亮设计了整套计算机系统结构实验仪器,在全国众多学校进行推广,成为复旦计算机厂的拳头产品。

几十年如一日,吴立德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运动一会,吃完早饭,骑着自己的28寸自行车,沿着国福路转到政肃路,再由国顺路进入复旦本部,把车停到计算机楼下,慢慢地走到三楼的实验室。


“早晨我会看看文献,有时会把学生叫过来讨论。” 他的办公室有一块大黑板,一有好的想法可以马上写下来。他不时会走到三楼的学生实验室,和学生面对面沟通,为了讨论问题更加便利,他的科研组很早就购置了投影仪。

吴立德如今已退休多年,每周五下午,他仍然亲自到张江校区组织讨论班,甚至还会给学生上一个学期最火热的《深度学习》,他的课思路清晰,论证严谨,完全看不出已年过八十。


施伯乐:“中国计算机黄埔军校”第一期


施伯乐

和吴立德一样,施伯乐也是复旦数学系出身。

1956年夏天,国家布局发展计算机科学,高教部抽调40多名著名高校学生赴北京计算所学习。复旦数学系选拔五名,两名是作为提前毕业的进修教师,施伯乐名列其中。


当时的他只知道“到首都北京去,很高兴”,并不了解此去一行要学的是什么。


后来,这40多名学生成了“中国计算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并成为该领域的主要负责人。

刚到北京时,华罗庚兼计算所所长,他出题考试,前几名都是复旦的学生。时任复旦教务长的苏步青与复旦数学系主任陈传璋前往北京看望,夸奖“你们为复旦争了光”,邀请学生们在中关村的饭店吃饭。


轮到施伯乐点菜时,他点了“鱼香肉丝”,想既有鱼香又有肉一定很好吃,于是点了这个菜,结果辣出了一身汗,引起在座的笑话。

最初,施伯乐与他的同学住在北京西苑旅社,两个人一个房间。高教部觉得开销太大,把他们转入北京大学,于是,施伯乐从提前毕业的教师变成了北大四年级的学生。


北大和清华距离很近,施伯乐有时会跑到清华蹭课,在他印象中,钱学森讲课水平很高,提纲挈领、深入浅出。

施伯乐从北大提前毕业,原定在中科院计算所进修两年。


1958年,复旦大学成立计算数学训练班,从华师大,上师大抽调一百多名学生学习计算机,由于师资不足,施伯乐提前一年从中科院返回复旦任教。年轻的他就这样走上讲坛,由于缺乏上课经验,一节课四十五分钟,有时只用三十五分钟就讲完了,一段时间后,“终于能控制上课进程”。


两年后,这些学生毕业了,大部分前往上海华东计算所,成为日后上海计算机领域的栋梁,留校的10名学生和施伯乐等老师一起成立了复旦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教研室。

此后十余年间,除了教育工作外,施伯乐陆续参加了铁路局、铁道部的计算机处理货运计划、语言的软件编译,电报局的计算机转报系统,电管局的电网分析,国外小型机的软件分析等项目,其中一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直到1975年,施伯乐随数学系计算数学教研室整体调入计算机系。

计算机系成立后,立即着手招收工农兵学员,施伯乐带领学生前去富春江水库,解富春江水库调度问题,他与学生一起用动态规划等方法进行精准计算,实现水库效益最大化,并获得了1978年科技大会奖。


工作期间,学生和老师一行人住在富春江的一个小山上,厕所在山下。施伯乐与学生关系很好,晚间,他喜欢与学生开玩笑,讲鬼故事,大部分学生听罢心惊胆战,吓得晚上不敢出来上厕所。

1977年,中国正式恢复高考。1978年一整年,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先后迎来两批学生。

9月入学的王晓阳是其中一个。1982年本科毕业后,他成了施伯乐的硕士生,从事数据库方向的研究。


在施伯乐的回忆中,这个学生温和友善,经常参加学生活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王晓阳有意出国深造,1986年,南加州大学一位著名的教授Seymour Ginsburg恰好来访复旦,施伯乐便推荐王晓阳做他的博士研究生。

Seymour Ginsburg对王晓阳很赞赏,但对收他做学生一事当场未置可否。离开时,他从施伯乐三楼的办公室往下走,刚到二楼,突然折回,说道:“这个学生我要了。”


1986年,王晓阳赴南加州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后来成为美国佛蒙特大学计算机系Dorothean讲席教授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主管(NSF Program Director)。

在施伯乐的印象中,比王晓阳小两届的陆奇个儿不高,但很精悍,钻研问题很深。陆奇的托福考试考了近满分,施伯乐问他怎么能考那么高分,他说:“施老师没有什么,我只是每天早上五点半读英文!”


几十年后两人再见面,陆奇已是微软负责技术研发的全球高管,看上去依然精悍,仍旧习惯早睡早起。

80年代流行“出国热”,如今旅居海外的复旦计算机系毕业生已经高达3000余人,施伯乐每到一个美国城市,就有几十个学生闻讯来看望他。有一次,学生们一起开车去某学生家,由于停在该区的小车数量太多,还惊动了当地警察。

如今,施伯乐也退休10年了,至今他还能回想起自己在袁成英楼的第一个办公室,最初在三楼,85年到96年,他连任三届系主任,办公室从三楼搬到了二楼,一边管理系务,一边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还获得了不少市级和国家级科技进步奖楼。


后来,又搬到了五楼,楼里有一张乒乓球桌,无论再忙,他每天都坚持打乒乓球。


张世永:见证了计算机楼的岁月变迁


张世永、陆奇、施伯乐


出生于1950年的张世永比施伯乐小14岁,但比他晚了25年上大学。

1968年,张世永初中,恰逢文革,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进入东风农场,一待11年。恢复高考第一年,因为工作忙碌没有应考,此后,他花了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备考,并在半年后的考场上拿了全农场第一,顺利成为复旦大学计算机系78级新生。

张世永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之一,王晓阳是他的同班同学,比他小了十来岁。


入学后,他接触的第一台计算机是电子管的“709”,占了整整一个房间,需要用55型打字机在纸带上打孔编码,与今天通行的计算机形态相去甚远,计算能力还不及今天的小计算器。


后来换了一台753计算机,终于可以用打字机直接输入编程,但计算能力仍然比较差。

1982年,张世永本科毕业前夕,联合国向中国捐赠若干台IBM的PC机,复旦计算机系分到4台,“系里把他们宝贝似的关在袁成英楼的微机实验室。” 张世永和几个同学很兴奋地想去一饱眼福,但刚进实验室就被老师赶了出来。

在同学王晓阳看来,这个事件标志着完全靠自己造机时代的结束,“在此之前我们自己闭门造机,80年代之后,通过进口PC机,我们开始与世界接轨。”

毕业了,张世永的同班同学里,更多人以踏出国门的方式与世界进一步接轨,比如王晓阳。出去后,他不得不惊叹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80年代,美国已经开始使用广域网,我们晚了10年,也许不止。”


张世永很想去企业界施展才华,但在系领导的要求下留校工作,驻守计算机楼。

刚留校那几年,他担任80级的辅导员。“花了很多的心血,也很有成就感。”


每天大清早就要赶到学校,“把他们一个个拉出床,参加早操,上课后还要查铺”。


白天的时间都给了学生,晚上还要抽空做研究。


这一届学生毕业后表现出色,如陆奇、丁建勋、孙觉民、张昭、赵文耘等,已成为各自领域的中流砥柱。


他的第一个办公室在计算机楼四楼,和四、五个老师共用,“空间很狭小,背都贴着背,”但视野很好,“从窗户看出去是一条小河,小河后面是绿油油的农田。”

从那间陋室出发,张世永在计算机网络世界迈出了第一步,并陆续和团队成员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


比如与三校四所一起,建成了与国际因特网联通的MHS电子邮件系统;通过与欧共体合作的“CTS在中国”项目,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际认可的计算机“一致性测试实验室”和“东方认证中心”,促进了国家技术监督体系与国际接轨;承担中日面向21世纪科技合作中的远程教育项目,建成了连接两国三地四校的远程教育示范系统。


此外,他还承担和参与了大量具有先导性和示范性的大型网络项目建设,如上海科技网、上海社保计算机网络、上海宝钢科技信息网络、复旦大学校园网等,后者是第一个用JAVA语言进行开发,采用622M的ATM技术,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WEB站点的高速校园网。

1994年,张世永与上海9位专家共同起草“上海信息港规划”,如今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上海的第一支柱产业;两年后,应公安部的要求开发了国内第一个互联网安全监控设备,在监控技术的保障下,国家领导人下决心开放互联网,从此,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

在东风农场插队期间,张世永曾受领导指派创办了东风无线电厂,算是那个年代最早的乡镇企业家,执教多年后,为响应国家对产学研结合的号召,张世永再度踏上企业家的轨道。


90年代,复旦计算机系先后孵化了两家大型高科技企业,一家是张根度教授创立于1996年的复旦网络,另一家便是由张世永创立的复旦光华,后者通过提供首创型信息安全产品和专业化集成服务,长期与电信运营商以及公安、安全等国家职能部门合作,培育和开创了每年上百亿的专用信息安全市场。


“以老师的心态做老总”,在开发一大批高新技术产品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青年创新工程师和青年创业企业家。


“网络已经改变了世界,网络还将继续改变世界。”张世永说。时至今日,他始终感激张根度教授将他领入计算机网络研究领域。

入学以后,张世永便没有离开复旦。他见证了计算机楼的岁月变迁,成为计算机系承前启后的人。


薛向阳:开发了图像智能识别筛选分类阅报设备



薛中阳(中)

整个90年代,复旦计算机系开始了新老交替的进程,何永保、吴立德、施伯乐等第一代科研工作者陆续退休或退居二线,亟需新生力量递补。

80年代盛行“出国热”,像张世永这样留守袁成英楼的中生代本就寥寥无几。


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下海潮”开始席卷中国,计算机科学技术是应用学科,因此,“出国热”后硕果仅存的漏网之鱼也按捺不住追随新的潮头奔流入海。


计算机系出现断层危机,“国内没吸引力,没人愿意留高校,至少断了15年。”薛向阳说。

1995年,计算机系设立上海市首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薛向阳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成为复旦计算机系第一批博后,合作导师是吴立德,研究方向为基于内容的图像视频检索。


1996年底,他顺利出站,留校成为讲师,“当时留下来工作并不难,校方要签合同,不能走,走了要交违约金。”

不过还是走了很多人,等第一代学者陆续退休后,除了张世永以外,薛向阳已经是“年纪比较大的了”。他坦言自己的个性更适合留在高校发展,“很自由,不用打卡,身边一直是年轻的学生,一起做研究很快乐。”


薛向阳就这样扎根计算机楼,成为中生代科研力量之一。



第一次走进计算机楼,薛向阳的印象是“很破旧,没有空调,电梯不能用,”砖头老化,水从缝隙里渗出来,墙面总是一副湿漉漉的样子,“担心会塌掉。”


后来袁天凡校董捐资装修,“外墙做了防水处理,还装了网络”,工程竣工后,“计算机楼”正式更名为“袁成英计算机楼”。

当时,吴立德的办公室在三楼西面,何永保在三楼东面,施伯乐在五楼。薛向阳的第一间办公室在三楼,离吴立德很近。

做研发是他的爱好,研究图像视频识别技术,开发应用系统, “以写代码为主,”但他对以大规模量产、低技术水平为导向的产学研兴趣不大,“外面公司能做的我们不做,”更多的是接受政府部门或其他机构委托做专门化的深度定制,解决有技术含量的实际问题。

博士后出站后,“图像智能识别筛选分类阅报设备”是薛向阳在复旦计算机系工作后接到的第一个定制的科研项目,来自某部门的xxx工程。


那个年代,互联网方兴未艾,电视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如果要收集世界上重要人物的公开信息,就得24小时跟踪全世界各大电视频道的新闻节目,进行人工筛选与手动录制,繁芜庞杂,耗时耗力,因此,亟需以新兴技术手段进行辅助。


为此,薛向阳在袁成英计算机楼的楼顶搭了好几个卫星天线接收器,接收全世界的广播电视信号,利用图像视频内容分析等技术手段检索特定人物的电视媒体信息。


他开发的这套系统相当于电视时代的搜索引擎,只需提供样本,调好频道,即可在特定的电视频道进行图像检索,自动寻找相似图片,初筛并录制,为用户减省不少人力。


到今天,根据图像视频分析与识别技术在不同场景的应用,薛向阳和他领导的研究团队为政府部门做过很多深度定制项目,比如人民大会堂会场服务、上海高峰时段的交通管理、新疆反恐、城市公共安全、网络视频内容识别等。

那些年,他住在学校第一宿舍,每天7点至8点之间从家里出门,慢悠悠地过马路,进校门,走到袁成英计算机楼的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日常工作,“学生写程序,我也写程序”,晚上11点或12点从那里离开,有时为了赶项目,还会通宵写代码。


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日复一日,大部分时间和学生混在一起,感觉永远年轻”,在袁成英计算机楼里一晃15年,从青年教师变成了教授和博导,大家依然习惯叫他薛博,“没人叫我老师。”


杨珉:上央视315晚会披露安卓软件安全问题


杨 珉


薛向阳留校工作的第二年,一心报考国际金融专业的杨珉被阴差阳错地录到复旦大学计算机系。那是1997年,入学时初见袁成英计算机楼,内心活动和薛向阳如出一辙,“原来还以为很高大神圣,一看,怎么是这样破旧的一栋楼。”

尽管如此,杨珉最难忘的大学时光是在袁成英计算机楼度过的。本科4年,他印象最深的老师是夏宽理,教C语言设计,这是和计算机编程有关的第一门课程。夏宽理的普通话不标准,带着浓厚的宁波方言。


“一开始,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是云里雾里,不懂他在说什么。”一个学期下来,杨珉终于适应了他的口音,在他的引导下,慢慢入了编程的门。”

毕业之后,杨珉留校成为辅导员,做学生工作。数年后,发现科研对他来说更具吸引力,又逐渐把工作重心调整到科研上。

说起在袁成英计算机楼的生活,他自嘲为程序员的“屌丝”生活。


423房间是他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的实验室,5年里,大部分时光都在这个房间里度过。


每天早早就到,一直待到晚上11点才走,有时留得太晚,看门师傅已经把大门锁上了,离开时不得不硬着头皮把师傅叫醒,让他起床开门。


2006年,杨珉取得博士学位,放弃多个业界offer,留校任教,从事操作系统和编译工具的研究。

其时,全球智能手机发展进入爆发期,2007年,苹果推出了第一款iPhone手机,次年,第一款搭载Android系统的手机问世。

2010年,杨珉留校第4年,智能手机普及率不断提高,android取代Symbian成为全球第一大手机操作系统。


在杨珉看来,移动互联网是大势所趋,作为一款开源系统,android将成为网络安全的薄弱环节。


这一年,他把科研重心转移到移动安全领域,潜心研究android平台的安全问题,2013年连续发表两篇信息安全顶级会议ACM CCS论文,在学术圈声名鹊起。

2013年,他从小圈子走向大众媒体,第一次在央视315晚会出镜,披露多款android应用软件存在安全问题,用户隐私大量泄漏的现状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为此获得“上海IT青年十大新锐”等称号。


没多久,他牵头申报的“移动应用恶意行为检测控制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获得973计划的支持,成为移动安全领域的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作为新生代学者和青年教师,杨珉深受学生欢迎,评教系统上总是拿到高分。他的科研团队小而精,挑选学生的重要标准是踏实。


2015年,杨珉的博士生南雨宏击败330多名华人申请者,获得高达20万元的百度奖学金,是第一个拿到这个奖项的复旦研究生。


接受媒体采访时,南雨宏把获奖的原因更多归功于导师杨珉,在连续两年没有太多科研产出情况下依然对他非常有耐心。

谈及未来,杨珉希望通过自己及更多计算机人的努力,让复旦计算机学科进入国内第一阵营。“进取以及坚持非常重要。”他说。


从袁成英计算楼破茧


2008年,计算机系成立的第33个年头,整合校内计算机学科力量,独立建制的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正式成立。次年,根据学校学科校区整体规划,新成立的计算机学院告别袁成英计算机楼,陆续整体搬迁至张江校区。


2008年5月27日,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成立


与计算机学院“分手”后, “计算机”三字从清水砖墙立面上剥离,这幢建筑又一次更名为“袁成英楼”,如今是高分子系的实验用地。

离开时,杨珉才意识到这幢破旧的楼已经印在脑海里了,从18岁开始,他最好的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直到现在,一想起里头的格局,办公室里的老师,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薛向阳是2010年春节离开的,“东西不多,主要就是电脑,”学生和他一起收拾,用纸箱打包,最后由学院雇搬家公司统一搬运,15年的家当,一天就搬完了。


迁到张江校区后,薛向阳“笃悠悠”走路上班的好日子结束了,为了避开早高峰,每天6点45分要开车出门,从黄兴路驶上内环高架,经杨浦大桥过江,驱车17公里赶到实验室,晚上再以相反的路线回家,“彻底变成上班族了。”

老先生们大多留在了邯郸校区,2010年4月,施伯乐最后一个离开袁成英楼,搬到逸夫楼510,他的新办公室宽敞明亮,阳光可以透过明窗斜射进来。



整体搬迁张江的第2年,为促进学院快速发展,加快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计算机学院面向全球招聘院长,要求“学术造诣高、学术组织领导能力强、国际视野宽”。施伯乐想起了自己的学生王晓阳。

自1986年离开袁成英楼后,王晓阳已阔别母校25年。“施老师鼓励我回来,”时任校长杨玉良赴美时也特地与他见面,恳切邀请。2011年,王晓阳正式归国,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并担任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赴张江校区履职。

这方位于浦江东侧的新校区是百年复旦楔入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一块飞地,包豪斯风格的校园建筑突出功能主义特征,设计语言简洁明快,与四周的高新科技产业特征和谐共振。


在王晓阳看来,整体搬迁以后,计算机学院获得了全新的发展空间,科研与产业联系更为紧密,不过,距产业更近,意即离复旦本部更远,日渐浓郁的工科培养氛围虽有利学生与业界亲密接触,但如何保持复旦文理并重的培养传统也是一个新课题。


“这不是乘摆渡校车就能解决。”王晓阳对此颇感忧虑。


81届首批复旦计算机本科毕业生


履职这4年,王晓阳工作重点是理顺队伍,搭建团队。在他带领下,计算机学院取得了新发展,2013年获批筹建“上海市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2014年成立“上海视频技术与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2015年10月24日,复旦计算机建系40周年,在王晓阳的筹划下,计算机学院在张江校区举行盛大的院庆典礼,弥补了40年前低调建系的遗憾。


何永保、吴立德、施伯乐、高传善、张世永、薛向阳、杨珉……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 不同时期从袁成英楼分蘖并散落天涯的游子也在那天回归新家,热热闹闹地共度一场合家欢。


他们坐在一起,就是计算机系40年的风华。

同一天,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校友会正式成立,汇聚全球复旦计算机人的力量,共谋母院发展。


院庆聚拢了人心,王晓阳的底气也足了,他的远景计划是“让复旦计算机进入国内学科第一梯队。”在他看来,这是复旦应有的位置,也是自己的使命。

辉煌过,低徊过,四十而不惑。从袁成英计算机楼破茧,在张江校区成蝶,重新振翅,飞渡沧海。祝福复旦计算机!

(计算机学院郭玉萱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