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丝瓜、王翩



1987年的一个冬日,刚刚拍完了《红高粱》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带着主创人员到复旦大学开电影见面会。在张昭的印象里,偌大的相辉堂挤得水泄不通, 张艺谋、巩俐、姜文、顾长卫裹着厚厚的军大衣,在台上唱起了电影插曲《酒神歌》:“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


当时就觉得热血沸腾,歌曲特别豪迈”张昭说。


八十年代的复旦是思想与文化的高地,相辉堂里轮转的文化盛事中,这场寒冬的见面会,对于见惯了“世面”的复旦人而言,大概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张昭彼时的心情,尽管只抢到了一个后排的位置,远离舞台,但他觉得“自己的电影情怀一瞬间被点燃了


从复旦硕士毕业后,他赴美攻读电影专业,被“拐”上电影这条路。多年后,创办乐视影业,张艺谋成为旗下签约导演,除了看中大导演的品牌价值之外,他坦言 那场“复旦见面会”也是重要情结。


所以,2015年的秋天,当他作为出品人带着《九层妖塔》主创人员回到复旦开电影见面会时,就像是一个轮回。不同的是,这次他坐在了台上,台下是和他当年一样青涩的面孔。





你什么都好,就是有点不务正业


张昭从小是戏迷,还在市西中学念高中时,已经是学校剧社的负责人。高考之前,他通过复旦剧社的面试,成为剧社的推荐生,因此在报志愿时坚定地选择了复旦。


1980年,他考入复旦大学计算机系,那时五角场还是一片泥地,他穿着套鞋入学。此后的大学生涯,“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复旦剧社度过的。”


复旦拥有浓厚的戏剧传统。那个年代,复旦剧社的活动场地位于国权路上的一排矮楼里,学生宿舍晚上1040分断电,但活动室可以彻夜亮灯,在那里,张昭经常和剧社同学一起通宵排练,讨论剧情,高声朗诵得意的台词,有时只是安静地看书。


大学期间,张昭参演了许多话剧,从诗剧《生活不只是这些》,到现实主义话剧《上海24小时》等等,为了演契诃夫的戏,曾经用很劣质的双氧水把头发染成红色,同时烫卷,“在校园里面走,很招摇。”除了在相辉堂的校内演出,还和上海市大学生艺术团进行全国巡演,随团从桂林包机去西安演出时,是张昭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团里演员包括当时已经是大明星的陈冲。多年后再见她,他还特地问她是否记得当年的事情。


他对戏剧投注了很多精力,成了复旦剧社当之无愧的台柱子,不过,他的主修专业毕竟是计算机,这在当时已经是最炙手可热的专业之一,于是系里老师有点为他担忧,“他们会说:‘张昭啊,你什么都好,就是有点不务正业。’在他们眼里,剧社啊、演戏啊,这些都只是个爱好而已,花太多时间在这种事情上面,就有点不太合适。”


张昭觉得没什么不合适。80年代是中国思想启蒙的年代,他除了演戏,还热衷买书,在他看来思想和戏剧一样,都给人们带来文化的激荡。当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赵鑫珊出了一本书,名字叫《科学艺术哲学断想》,对张昭影响颇深,“他的意思是,在文艺启蒙的年代,科学、哲学和艺术是通的,很多科学家本身是哲学家,很多艺术家本身是科学家,背后都是人的主体复兴和对美的追求,只是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它化解了“爱好”和“正业”之间的张力,给张昭的“不务正业”做了很好的理论支撑。


大学毕业后,“不务正业”的张昭的确没吃计算机这碗饭,而是去上海电视台做了两年主持人,进军电视行业。1986年,自觉书没读够,又回到复旦投奔哲学系,读了科学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开始认真探讨哲学、艺术、科学这三种人类表达方式背后的共通性。


读研期间,《红高粱》电影见面会在复旦举办,张艺谋导演携主创人员参加,张昭坐在相辉堂后排的座位上,观看了全程,从此开启了人生新方向。



“你想讲什么故事?”


作为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张昭也没有在哲学专业上坚持始终。剧和影是不分家的,没有一个喜欢戏剧的孩子是不喜欢电影的。”对于为什么决定半路出家去美国读电影专业,张昭用了这个金句一样的句子来回答,听上去不容置疑。


“你想讲什么故事?”参加纽约大学电影学院面试时,面试官问了张昭这个问题,他至今记得。“在他们看来,电影最重要的还是你有没有话要说,你有什么要去表达”张昭的同学里有很多特别的人,比如说土耳其挺进报的主编、美国著名女性杂志《十月》的主编”,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李安是他的师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表达欲很旺盛。


空有表达不够,接受学院派教育就要接受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在那里,张昭从导演理论,到摄影、洗胶片等具体技巧,再到现场接线、机位摆放等具体细节,无一不学。


在此期间,他拍摄了电影《木与词》(wood and words这是一部实验电影,讲述移民爱情故事,非常哲思非常艺术,可能跟自己移民以及哲学的背景有关系加上自己表达上的创新和中国的审美特色,才被奥斯卡学生奖Student Academy Awards)看中了”这部电影后来获得该奖提名,这是美国电影教育界最重要的奖项,代表美国学生电影作品的最高荣誉。获得提名第三天,美国移民官敲开张昭家门,宣布他作为优秀人才获得美国绿卡。


作为文艺青年的张昭,至此走到人生第一个小高峰。


对于决心在导演这个行当大显身手的电影人来说,获得奥斯卡学生奖的青睐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起步,据统计,历届奥斯卡学生奖获得者中,已有46个奥斯卡提名及8个奥斯卡奖项。那时,他一门心思做一个讲故事的人,估计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影视产业领域闯出名堂。



“电影不是写诗”


命运这件事就是很奇怪,明明是一颗导演界的明日之星,但这个李安的师弟最后走了一条和师兄不太一样的路。李安在美国赋闲6年,一心做导演,最后在好莱坞成熟的大环境中留下痕迹,得偿所愿。张昭回了国,接连两部不太成功的作品,其中监制的一部中美合拍电影在大陆遭遇票房滑铁卢,终于彻底意识到以单枪匹马的力量无法扭转中国电影的大气候。


他很清楚,缺失的那一环是商业。刚刚回国的那几年,包括自己在内,“很多第六代的导演普遍很痛苦。”在他看来,电影包含艺术、政治、商业三维度,艺术与政治间的对抗需要通过商业来平衡。那个年代由于电影商业环境不成熟,导致个人表达和政治意识直接冲突, “多少年轻导演就陨落了。”


留美经历的价值开始体现。除了对电影史的认知更为成熟以外,和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几次触电中,他发现“没有电影产业就没有电影艺术,这是由电影的媒介决定的。”在他看来,电影不是写诗,靠一张纸一支笔就能独立完成,电影的资本及技术含金量非常高,需要依靠庞大的商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来支撑。“否则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电影艺术是开在一棵非常茂盛的绿树上的几朵红花而已。”


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电影人相比,理科及哲学的教育背景让他对行业困境的思考显得不那么纯粹,少了不疯魔不成活的决绝,但格局上更宽更广 “学以致用不是为了个人,学电影的人如果选择济天下的话,肯定是去做电影产业。”这也许和中国上世纪 八十年代的教育也不无关系。


听起来很俗,和艺术完全不沾边,但总要有人做这件事情。由于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的过渡非常平滑。2004年,复旦校友王长田成立光线影业,力邀张昭合伙。撕下“文艺青年”的标签,撸起袖子做经营时,他觉得“只有选择,没有痛苦。”


中国从此少了一个电影导演,多了一个电影产业人,现在他更习惯别人这么称呼他。


合伙创办民营企业光线影业之前,张昭在体制内干了三年,负责监制国家的形象宣传片,重新下海,他感觉就像“穿着草鞋的人跟穿着Nike鞋的人赛跑。”


中国人口众多,市场看似庞大,但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影发行是一块看上去很丰腴,啃起来很困难的肉骨。原因在于解放后,中国大陆影院全部收归国有,归属各省电影公司,统一电影市场被行政区划长期割裂。2002年,国家在各省级电影公司基础上实行院线改革,全国形成了几十条院线,分布在不同省份,依然纷乱复杂。


认知与执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能力,它们有时是割裂的,但张昭没有这个困扰。哲学素养可能让他更容易看透本质,解决问题时,理工男的执行力又开始占上风。


针对上述问题,他花了几年时间在不同省份的重要城市招募发行人员,专门设立营销点,影院排片、宣传推广等环节由当地发行人员和影院点对点对接,全面扫荡,消除盲区。“人海战术”结合“有的放矢”,形成一张覆盖全国的发行网络,这是张昭对中国电影产业做的一次重要推进。


此后几年,光线影业的电影发行在国内异军突起,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伤城》,那是他的处女战,和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贴面肉搏,后者的体量太大了,“就像大象和牧童”,但《伤城》最终拿到8000多万的票房,盈利了,《满城》的票房成绩也不俗,结果皆大欢喜,大家一起把电影市场摊大了。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电影产业经历了由枯至荣的历程,像《伤城》这样的案例大概重演过很多遍,张昭自己也记不清了。在这场野蛮生长中,光线影业从穿着草鞋赛跑的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第一电影发行品牌。“现在一说到发行,大家还会想到张昭当年创立的地网模式。”他颇为得意地说。



“为什么电影不能是PPT?”


光线影业正在迎来最好的时光,但张昭撤了。


2011年,一向以视频为主业的乐视突然宣布进军电影业,不但成立了乐视影业,还把自己定位为电影互联网公司。2012年,它的市场份额在民营电影公司中位列第4,成长迅速。2013年,张艺谋宣布加盟乐视影业,很多人跌破眼镜。不过,如果大家知道这家公司的CEO叫张昭,也许就不会这么大惊小怪了。

在张昭眼里,到了2010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发生变化,尽管仍然以省、区为单位做地面发行,但是互联网的普及让一个虚拟的全国统一市场开始浮出水面。大互联网公司出现,很多行业开始用互联网做营销,十几岁的孩子生而就是网民当观众变成网络原住民,中国电影会发生什么变化?

既然自认为洞穿了互联网时代的真相,只能革自己的命,马不停蹄地开始一场新的实验。所以我觉得学哲学的都会比较痛苦吧,能够让你比较早看到事情本质”成立乐视影业是他交出的一份答卷。


互联网思维做电影,导演就是产品经理,做产品为消费者服务,因此,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群体。循着这个思路,郭敬明进入他的视野,“他的消费者就是他的粉丝,选择做这件事时我就很明确是要拍一部粉丝电影


决定要拍了,但导演悬而未定,郭敬明跃跃欲试,但底气不足,张昭和合作伙伴讨论半天,最后决定让他来拍,这就是选择一个产品经理,他最了解他的作品,最了解他的读者,他的读者就是未来的观众。所以肯定选择最了解观众需求的人这就是互联网思维,就是用户思维


后来,张昭在上海的一个公寓里看了《小时代1》的初剪片,郭敬明坐在他旁边,“像个学生一样,有点战战兢兢的。”看完后,他转过头对郭敬明说:“嗯,还不错。”当这部张昭自己也觉得有点稚嫩的作品以实验性的心态投放市场时,他从想过它会成为一部现象级的电影——虽然引发了空前的口水战,但一口气拍了四部,票房部部飘红,而且投资回报率极高。不是我先知先觉,我只是顺着这个商业模式来而已。


尽管《小时代》争议很大,连外媒都惊动了,表示无法认同的朋友也大有人在,但张昭自言“非常坦然”。“谁说电影就不能是PPT呢?电影最开始的时候是幻灯片,连声音都没有一百多年来电影的形式千变万化,大家拉开电影史的尺度去看就释然了。 在他看来,从产业角度而言,四部《小时代》无疑是中国电影史的重要拐点。这个可能没有人能够否认。


现下把电影市场的蛋糕做大比什么都重要,“你看,很多艺术片获得了机会,这个在20年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他不忘提这件事。


《小时代》之后,《九层妖塔》是乐视的另一部重头戏,改编自热门网络小说《鬼吹灯》。宣发之前,他觉得这部电影可能又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怪兽电影


按照互联网思维,《九层妖塔》的目标观众是大学生群体,因此主创人员要在全国高校进行巡回宣传。“他们问我从哪个学校开始,我说复旦吧。”按习惯,他从不参加电影见面会,复旦这一场是例外。


偌大的袁天凡报告厅依旧坐得满满当当,在台上,他觉得自己“再一次感受到了青春的力量,而且是一种挺有修养的青春力量”。台下的密密麻麻的人头里,谁又知道有没有另一个张昭?


作为复旦出身的电影人,张昭坦言复旦最大的优势在于综合性,“跨学科耳濡目染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他自己即受益于此。“复旦的这种综合优势,会让你在任何一个领域包括电影领域里,走得更长。”


张昭的电影之路的确还很。短期来看,南派三叔亲自执笔编剧的《盗墓笔记》、郭敬明的《爵迹》以及张艺谋的《长城》亟待和观众见面,大家到时更会吓一跳。如果把战线拉长,用商业手段推进中国电影产业的构建才是他的远景目标。如果我们能够构建互联网+电影这样一个产业的话,那个东西比好莱坞还要牛。


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条革命之路,但人生总得做一些艰难的事情。和钱不钱的没有关系,是一个手段,或者说伟大一点,就是将来我的孩子,或者复旦的某个孩子想投身电影行业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来做,而不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有再大的电影梦想,也没有机会来尝试一下。


在他看来,这就是产业领袖的职责,说起来,仍然和当年听《酒神歌》时一样热血沸腾。

(原文刊载于《复旦人》第25/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