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17:曩时醅今朝品 回味难言尽


记复旦国政系政治学8217毕业三十周年聚会


/余慧艳 邸宁 小满


前排坐者自左至右:仇鼎飞、刘正贤、阎德胜、顾建兵、郭定平。后排站者左:蔡志强,右:朱国祥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4月30日,分散在五湖四海的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8217班的复旦人共聚母校,畅叙同窗情谊。不少人是从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上下来,直接走进了日研中心温馨的会场。白发苍苍的曹沛霖、王邦佐、孙关宏、朱元寅、郁景祖、胡金星、张青平、倪世雄、潘玲娣、俞云波等一众昔日恩师,辅导员竺乾威教授、1983级学弟陈志敏院长……早早在此等候。已生华发的同学们,向曾睡在上铺的兄弟姐妹伸出热情的臂膀,向昔日的恩师献上鲜花,与大家分享各自的人生轨迹。在三十载流年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成为政、商、学各界的中流砥柱,彰显出复旦国务人“国箴务实,卓越为公”的风貌。“我想他们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同时他们自己又非常努力刻苦。这两方面原因使他们取得今时今日的成就。”竺乾威欣慰地评价自己的第一届学生。


“校园更大了,建筑更高了。物质条件在三十年间发生了让人瞠目的变化。”重游校园时,高耸的光华楼、绿意葱茏的燕园让钱明涛不由地感叹。但三十多年前的校园时光,因为一份情的牵绊,也让他们敝帚自珍。“虽然当年环境要比现在来得艰苦,但回想起来大家其实都过得充实而浪漫。”时光荏苒,以勤勉为曲、以复旦为窖所酿的酒如今已然成为佳酿。


刘国深:我影子的背后是复旦


“一时落魄不免胆寒/一时失志毋免怨叹/那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4月29日,在以“台湾变局的挑战”为主题的讲座上,提前重返母校的刘国深率性地演唱起闽南语老歌《爱拼才会赢》。座中听众不乏刘国深的昔日恩师与同窗,怀着敬畏之心,刘国深坚持站着把内容讲完。这一天他是发着高烧从厦门赶来复旦,两个小时的讲座结束后,刘国深的嗓子彻底哑掉,几乎再也说不出话来。他在讲座中的热情发挥,却还令人回味。


刘国深,福建省龙岩市人,现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今年班上毕业三十周年聚会,时值蔡英文作为台湾地区首位女性领导人上台前后,刘国深关于“台湾变局的挑战”的讲座是聚会的重磅预热活动。


时隔三十余载,昔日初入复旦求学的福建青年现已成为台湾问题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刘国深对复旦的牵挂却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弱。在4月30日同学们欢聚一堂的座谈会上,他说道:“我影子的背后是复旦。”在复旦从师学习、同侪交往等各类经历将国际视野、大局观思考、情感哲学等等深植进他的骨髓。


“朱元寅老师长于考据,讲求资料有据可靠。他扎实的为学态度对我们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孙关宏、竺乾威两位老师则能敏锐地发现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并对社会上不公不义之事直率地提出自身看法。”谈及老师,刘国深总能精炼地总结出他们各自的特点。“你要思考两岸关系是1和2的关系还是2和1的关系。”正如这句话一样,曹沛霖先生言辞不多却字字珠玑的形象同样印刻在刘国深的脑海中。“老师们给人以深刻启发的言行、身上所具有的使命感是从教科书上学不来的。”刘国深说。


80年代是中日交往的黄金时期,日语成为刘国深的第一外语。本想学英语的他起初有点想法,但辅导员竺乾威的一番话点拨了他,彻底改变了他的心态:“既然你的英语有一定基础,何不自主提升英语再额外多学一门外语作为能力储备呢?”后来的日语学习,培养了刘国深细腻、深思的为学风格。刘国深亦仍记得日语老师张青平对他们这些背井离乡青年的照顾。“她将我们当作孩子一般,教会我们彼此体察、减免烦扰。”这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态度,对刘国深日后的对台研究工作大有助益,摆脱了刻板、冷漠和片面。


同学彼此间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化学反应。“来自全国各地的42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地方特色。我们有思想的碰撞,亦有思想的互补。这有利于世界观的塑造和视野的拓展。”看着如今活跃于世界各地的老同学,刘国深感慨:“一个人的成长发展离不开他入的‘伙’,离不开他的团队。”


1989年,经导师推荐,刘国深进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前身台湾研究所工作,“因为通过学习,我越来越认识到福建的发展同台湾问题密切相关,作为福建人,我自然不能袖手当个看客。”刘国深便如此“从一而终”地走出了自己的治学之路,怀着实现两岸和平发展、促进两岸人民美好生活的信念从事了二十多年的台湾问题研究。


刘国深坦言,这份工作总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偶尔也会碰到“狂热份子”。“2016年年初国民党败选后,一位朋友夜里打了一通急电给我,说‘台湾要独立了’、‘有什么问题是一炮不能解决的’……我听了很诧异。”对于此类持有偏激立场的人士,刘国深常会综合分析台湾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因素来否定其激进的态度。刘国深一番全面的分析最终使那位朋友冷静下来。“他说,‘刘先生,你的话说得很有道理’。”刘国深笑道。“台湾问题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核心利益。我们从事对台研究工作须站在国家和两岸人民的共同立场之上。”


讲台上严肃谈着学术的刘国深时而也会转入诙谐、幽默的气场。他调侃着“马(马英九)立(朱立伦)连(连战)梦陆”,他戏谑昔日的同窗“大老郭”(郭定平),说他能在选举中占据外貌优势,他哼唱《鲁冰花》、《金包银》等等曲目。“没想到教授唱的闽南语老歌那么好听。讲座附带了一个微型歌会。”讲座后,台下一名学子为刘国深“不走寻常路”的演讲风格感叹。然而,刘国深唱闽南语老歌不单博四座一笑。“我想唱出一种闽南语境。有了它,台湾问题的研究者才能真正地‘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他认为,文化互鉴和方言习惯密不可分。“一些台湾领导人会利用闽南语与普通话的差异制造两岸的冲突。这正是我们要有所警惕的。”


为进一步增进两岸交流,实现文化互鉴,厦门大学于2013年牵头成立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刘国深担任中心执行主任。2014年7月,中心主办了首届两岸学子论坛,来自两岸16所学校的100多位学子热烈地交换了研究心得。“完整的知识系统离不开交流,否则知识的不足将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刘国深对关乎未来关系发展的两岸青年提出要求,寄予厚望。“我们年轻时一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现在是时候让我们来为这些新生代的青年创造适宜的学术和交流环境了。”


毛桂荣:求学之路从马恩选集开始


直到现在,毛桂荣还清晰记得,1982年初秋进入复旦,听到老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去读马恩选集”。于是,一行人冲到淮海路买马恩选集的浩荡场面,给毛桂荣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勤奋刻苦的学习氛围,至今令毛桂荣难忘,“政治学的学生人手一套马恩选集,每天的生活基本就是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我自己还去篮球场打打篮球。”


1982年是复旦政治学专业恢复招生的第二年,上课没有教科书,系里的老师们凭着铅字印刷版的《政治学原理》为同学们授课,“非常感谢王邦佐等老师,他们以前都是历史系、中文系的,一开始做政治学是很辛苦的,放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能想象。”毛桂荣回忆,那时候的学者大家,都深深觉得要为政治学“做点什么”。


毕业那年,班上42个同学中,有10个同学留在复旦继续读研深造。作为日语班的班长,毛桂荣同样留在了复旦。1987年,班里有一个去日本留学的名额,毛桂荣幸运的得到了这个机会,赴日本名古屋大学深造。


到了日本,毛桂荣深深觉得,复旦四年多的专业训练对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身为日语班学生,他语言自然不用担心;在复旦关于中外政治思想和制度的知识积累也为他今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名古屋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是日本共产党,我跟着他学习觉得很简单。后来转读行政学,进行实证研究,但是理论根基还在,也丝毫不觉得吃力。”


“一方面是知识,一方面是思维。更重要的是思维,因为知识的东西会忘记,但是思维训练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不同专业的学生也是一眼都能看出来。”即便到今天,毛桂荣都深感复旦打下的底子仍在自己身上发挥着它的强大作用力。


现任日本明治学院大学行政学系主任,毛桂荣从讲师做到教授仅用了九年的时间。而在最近五年的系主任工作中,毛桂荣不仅要负责教学、排课等工作,还要负责招生和学生毕业,这在中国的大学里是不可想象的。“明治学院大学600多人,中国人只有我一个,也还算对得起复旦。”毛桂荣玩笑着说。


不唯学术造诣深厚,毛桂荣还以一名校友的身份,同母校保持着紧密的血肉联系。200710月,复旦大学日本校友会正式成立,毛桂荣作为第一届校友会理事,参与了校友会的整个筹备过程。复旦在日本校友众多,之前也曾筹办过一个校友组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散掉了。毛桂荣和几个国政系同届的同学商量,能不能再建一个校友会?经过多方协商、协调,与母校通气,复旦大学日本校友会顺利成立。成立大会当天,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副校长许征和复旦大学校友会领导等悉数到场参会。


谈起校友会,毛桂荣满是骄傲。人数上,“我们现在在册有300多人,有FACEBOOK,有微信群。微信群里现在有180多人。”活动上,日本校友会在当地颇有声势。“我们每年年底的‘忘年会’,在日本的所有中国高校校友会中是规模最大的。”毛桂荣曾先后担任日本校友会秘书长、会长,到现在还和日本校友会保持着紧密联系。


毕业后大家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所幸总可以与昔日同窗重聚,与海外游子抱团,复旦人互相拥簇,互相陪伴,这人生便走得一路精彩,乡愁也得到了莫大的慰藉。毛桂荣深情感慨:“复旦是个好地方,是个读书的地方,我们那个时候很用功,真的很用功。这些东西,这些感情,即使走到天涯海角,还是一辈子受用。”


陈可美:复旦图书馆给予的知识与力量


“我晕车、晕船、晕机……晕一切交通工具,调时差也很痛苦,但我还是来了。”未上台已哽咽,外表娇小柔弱的陈可美感染了现场很多人的情绪。


陈可美现定居荷兰鹿特丹,在当地一家银行担任高级财务监理。毕业三十年,尽管没有继续从事政治学研究,陈可美依然认为,在复旦形成的三观为她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复旦造就她单纯直率的个性和强大的学习能力,使她一路走得顺畅、踏实。“我在我的领域做到了最好,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期望。”


当年从湖北京山一所小镇高中考入复旦,陈可美最先注意到的,不是大上海的繁华热闹,而是复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我在高中没有这种阅读条件,除了课本之外没有任何书籍可读,”在复旦,天性安静的陈可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到图书馆和自习室读书也成了她和同学们交往的主要方式。“自己的知识真的是有太多的欠缺,复旦的藏书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太棒了。”一个从小镇进入大学的小姑娘,用一双求知和好奇的眼睛,透过书籍对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从文学到哲学,再到艺术史、人物传记,从司汤达到托尔斯泰、卢梭……就这样,陈可美跟着一部部书籍,跟着一位位作家,在脑海里游历了整个世界。


多年以后,当陈可美真的有机会到纽约的剧院观看演出,到欧洲的艺术馆驻足观赏,早年在图书馆对世界最初的认知,如同深埋在心里的种子,看着她开花结果,内心无比安宁满足。而关于图书馆、书籍、字里行间的一幕幕画面在脑中交替播放,回忆与现实重合,岁月静好,于无声处。陈可美格外感激那段潜心读书的时光。“到现在我都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外出我都会随身带一本书。”


谈起在复旦读书期间的老师,陈可美满是感激,“当时的班主任老师起着很大的作用,不仅是学习,生活上的方方面面都会关注到。有的同学家里条件差一点,情况特殊一点,老师都会照顾。”


本科毕业一年后,陈可美回到复旦读研。快毕业时,已经结婚并怀孕四个多月的陈可美被老师批准提前答辩。答辩前夕,导师王沪宁为了确保陈可美能够顺利毕业,想要最后再为她进行一次辅导。下着雨的晚上,导师骑着自行车来到陈可美宿舍,然而因为宿舍外面很吵,陈可美竟没有听到老师的敲门声,就这样错过了机会。多年后谈及此事,陈可美十分感激老师的关照。


当时的系主任王邦佐是陈可美的同乡,他亦时时关注陈可美。王邦佐不仅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还经常把同学们叫到家里吃饭,与大家交流学习心得,讲些做人做事的道理,“那个时候的师长真的是‘师’、‘长’兼备的,又是老师,又是家长,”陈可美说。


硕士毕业两年后,陈可美随先生到荷兰学习、生活。作为一个外国人,要学习英语和荷兰语,还要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这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挑战。陈可美却觉得,自己在外生活的三十年中,总体顺风顺水。“在复旦形成的开放、自由、诚实、可靠的品质,都被外国人珍视和欣赏,所以文化上接受快,我在当地很受欢迎,生活上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在工作上,复旦也为陈可美储存了一笔无形的财富,使她受用无尽。金融工作与政治学看似不甚相关,但陈可美拥有国际视野,也有很强的学习能力。金融分析、财务监理、国外政策法规、甚至是电脑编程……陈可美将自己的事业打理得有声有色。“其实不管到了哪个异乡,只要有人生存的地方,我们就能生存下去,而且要对当地有所贡献。如果没有贡献,至少要善良,不要伤害别人。”岁月给了陈可美温柔而坚定的沉淀。“当然,复旦还教会我很重要的一点,走到哪里都不能做任何有损自己国家的事情。”


怀着三十年的想念和感恩,陈可美回到母校,看到久违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们每个同学都很努力、过得很好,尽管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本质上变化都不大,都还是原来的样子。就像大家觉得我还是很单纯,其实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8217:朝花夕拾


郭定平、陈强虎是此次8217聚会的两位主要发起人。时隔三十年,对于成绩优异个头出众的郭定平,同学们还是会热情无忌地喊他“大老郭”。此次聚会,郭定平一一召集同学,反复奔走邀请昔日恩师,最终促成了一个圆满的“毕业三十年”。安徽籍的陈强虎话不多,他热情地担负起组织全班同学“五一”小长假出游芜湖的艰巨任务。



在这场跨越三十年、“三代同堂”的聚会上,眼见着恩师青丝变白发,眼见着同学两鬓斑白,在久别重逢后的笑谈渴饮、唏嘘感叹中,记忆渐次重叠,感情如金子般细细沉淀,这当中最珍贵的部分,逐渐显影。


没有什么情谊比得上一份亲密如家人的师生关系,老师们的言传身教给同学们竖立起一个今后为人、为学、为师的标杆,值得他们一生追随。


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当年很多人考入复旦,是被调剂至政治学专业的。很多同学都在想“我们为什么要读政治学?”为化解这样普遍的“专业焦虑”,老师们用心良苦,现身说法,花了不少力气。局面真正得到扭转,专业认同感日益增长,则正源于求学过程中同学们所见识的老师们独到精辟的见解和严谨剀切的学风。


“尽管以前复旦的宿舍楼屈指可数,但是有的老师、辅导员和我们是同住的。”身处那个连电风扇都还未配备的年代,钱明涛和同学们在夏日的夜晚常常能看到这些老师光着膀子,在灯下汗流浃背地写作、看书。“他们奋斗的样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种追求人生目标的魄力和风骨。”


对于任晓来说,老师们的教育心经给他日后从事教学工作带来尤深的启示。“本科阶段教授我们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是王沪宁老师。他鼓励学生带着问题意识学习,而不是单方面做知识的容器。结合现在带领研究生的经历,我深切感受到求知欲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


没有什么情谊比得上1980年代十八岁时的相遇。在充溢着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校园中,少男少女青涩、血性、烂漫、骄傲而矜持……每一份记忆,都成为绵延一生的美景。


胡伟和阎德胜还记得新生开学第一次见面那场尴尬而令人发笑的年龄误会,也记得同学们为彼此所取的外号。郭定平记得的是,“上大学的第一个礼拜,我就生病了。”为了学习和军训,他本想咬牙挺过去,可没想到是阑尾炎,病势愈演愈烈,他不得不住院。“亲人不在身边,和老师、同学又不熟,内心真是五味杂陈。”就在郭定平处于困境时,一位室友及时施以援手,“他连续几天陪我通宵吊盐水。”同时,因为当时国家全额负担复旦学子的一切医疗费用,郭定平生病住院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而他对于班级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却与日俱增。

“我们同学间都是坦诚光明的。”在钱明涛眼中,同窗的情谊像极了爽口的清酒。“大家有意见就提,有钦佩之情就勇敢表露,从不遮遮掩掩。”这种坦率也表现在滋养青葱岁月的爱情中。“恋情是公开的、专一的,不存在暗搓搓的‘脚踏两只船’。”结合自己认识的一对恋人,钱明涛进一步回忆。


辅导员竺乾威则笑称自己当年除了思想政治工作,还多了份情感咨询的任务。“正值青春好年华,流露出情愫很正常。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学生们将之当作政治问题,紧张得很。”竺乾威总是耐心开导前来求助的同学,“抚慰女方情绪,然后跟男方说,不要太着急,吓着人家小姑娘。”

师生情、同窗谊的背后,包裹着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那便是复旦四年所给予他们的在人生道路上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三十年活跃于社会各领域,这批8217的同学每每谈起母校,自豪之情便在内心澎湃。而对重聚机会的珍视足以让他们推掉手头的急事,如雁归来。


刚开完会的任晓搭了凌晨的红眼班机,从新加坡返回复旦。一下飞机的刘国深就奔赴文科楼给复旦的年轻人作讲座。或许就像是钱明涛所说:“周末,我欢喜带女儿回母校。他地可以不去,但复旦不可以不回。”


常住德国、二十多年没有消息的杨涛,是由郭定平查阅档案馆资料,通过偶然的机会重新取得联系的。多年后出现在大家面前,杨涛,这位昔日的老大哥、大班长讲了复旦德文系一位外籍老教授汪小玲的故事。汪小玲是东德人,上世纪30年代结识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并结婚。她跟随丈夫,放弃德国护照,领了中国护照来到中国,在内迁时期的复旦北碚任教。“文革”中她的丈夫遭受迫害早逝。她在复旦外文系坚持任教至1986年多年后汪小玲回到德国,当德国的记者问她是否愿意在家乡重新开始生活,她的回答是:“这里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我一直在中国任教,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还要回到中国,回到复旦去。”杨涛心有戚戚,与汪小玲一样,复旦是他的魂牵梦绕之地。这次回来,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我虽然人在德国,但我是复旦的。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






(刘广莉对本文采访亦有贡献)

(原文刊载于《复旦人》第27/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