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复旦的回忆

80级计算机 崔靖

 

我于19809月来到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师从施伯乐老师,攻读数据库专业硕士学位。在五角场边邯郸路旁历史悠久的复旦校园,我度过了三年难忘的时光。其间,我聆听老师们的教诲,并受到母校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严谨治学传统和科学求真精神的熏陶,不仅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也开阔了眼界。求学三载的经历和收获,使我在毕业以后国内外的工作中受益至今。

 

考入复旦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刚刚从十年动乱中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正进入一个教育和科学的崭新春天。当我们进入复旦校园的时候,学校已经招收了7780级共4届恢复高考以后的本科生,以及从78803届研究生。我们那届研究生,全国高校共招收了5000余人,复旦全校各系共录取50余人,其中计算机系软件方向包括我在内共4人。我和丁宝康是施老师的数据库专业研究生,丁向阳和张育超是钱家骅老师的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研究生。我们是计算机系的第二届研究生,已经在读的79级软件方向研究生有何继潮和梁明明两人,都是数据库专业。

 

说起我报考复旦计算机系的过程,还有些小小的曲折。我大学专业是计算技术,该专业是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体制设立的,通常隶属数学系,教学内容起初偏重数值计算,后来与时俱进,又加入了通用计算机和工业控制机。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位于中部一座省会城市的一机部某研究所的计算机室,从事国产TQ-16晶体管通用计算机的维护,为国家大型机电设备的研制提供运算保障服务。除了维护主机和外设硬件,我还熟悉了当时主流的ALGOL 60程序语言,并有幸参与了研究所引进国外Nova小型机和基于Intel 8086芯片的工业控制机的工作,对当时国外较新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和软件开始有所了解。专业工作使我对计算机技术兴趣日增,并且认定,它在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将起到重要作用。1978年,我被单位选派参加了由湖南大学主办的操作系统,程序语言和数据结构方面的培训,这些课程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计算机系几名教授主讲,讲授内容取自国外大学计算机科学当时的最新教材,反映计算机业界的最新发展。工作和进修中我深感国外计算机技术发展迅猛,而自己的基础和专业知识严重不足,产生了考研深造的强烈愿望。

 

1979年初,我通过单位考试选拔,在北京参加一机部组织的英语强化培训。课余时间我加紧复习功课为考研做准备。我对享誉全国的复旦早有憧憬,而且当时的女友已经在复旦就读77级化学系本科,所以很关心复旦的招生情况。那年,复旦计算机系开始招收数据库专业的硕士生。因当时我对数据库毫无概念,就给时任计算机系副主任的罗文化老师写信,咨询数据库专业的数学和专业要求。虽然罗老师并不认识我,但还是很快回信,详细回答了我的问题,并鼓励我报考。我从当时所能找到的很少的介绍数据库技术的材料中模模糊糊地感到,数据库作为一项新技术,应该会有良好的应用发展前景。当时英语学习非常紧张,但我考研心切,还是决定当年就申请报考。问题是,报考需要单位批准,而我的室主任董工坚决不同意,理由很多,大致是说单位一直很重视我,,又被选去培训英语,还没结束,就想离开单位,毫无可能。任我在长途电话上如何争取都不行。我急得利用周末,自费买火车票赶回研究所所在地,连夜到室主任家当面力争,反被批评是无组织无纪律。最终,毕竟董主任还是理解年轻人愿意学习上进的初衷,他和我达成谅解,允许我明年报考一次,考不上的话就留在单位好好工作。我看实在没有可能当年报考,也只得接受这样的“妥协结果。在回京的火车上我暗下决心,一定继续好好准备,争取明年考上。

 

1980年春天,我再次向单位提出考研申请。这次,老董果然信守诺言,爽快地批准了我报考。考前两个月,进入突击备考阶段,但又不能脱产。我每天下班后不回家,把自己关在我母亲单位的办公室里看书和做题,直到深夜。当时我的主要精力放在高数和线性代数上,兼顾英语和程序设计。有了问题,就去找大学期间曾给过我许多帮助的数学系苏老师和留校任教的校友小邓咨询。这期间,我做了大量习题。每天上下班的途中,骑着自行车穿行在闹市人车洪流中,还心中默念着各种定理和公式,背诵英语单词。临考前最后一周,我阅读了许多报刊杂志,突击准备时事政治。

 

国家考试在5月举行,共考5门。英语和政治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是首次国家统一命题。专业课程则由复旦计算机系自行出题,计有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程序设计3门。连续两天半的紧张考试,考下来我是喜忧参半。自我感觉英语不难,全部做完后还剩余不少时间。后来得知我的英语考试成绩几乎是复旦本届非外语类研究生中最高的。数学考试感觉不是很好,一道20分的大题没做出来。线性代数题目虽然有难度,但幸运的是我的复习比较到位,而且巧的是居然有一道难度较大的证明题与做过的习题非常类似。程序设计因为有ALGOL 60和机器指令编程基础,自我感觉不错。但在苏老师家里“复盘”时,苏老师对我的一个程序评论说,太没技巧了,应该可以优化。政治考试本来也没好好准备,是搜索枯肠应付着做完的。考试过后,身心极度放松了几天,然后就进入焦虑和等待。虽然理智告诉自己,复旦研究生的门不是容易跨进的,努力了也就不用后悔了,但内心深处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在矛盾和煎熬中继续上班。直到有一天,复旦的女友来信说,她的一个计算机系闺蜜打听到我的考试总分可能是第二,还说让我赶快准备来上海上学。我对此将信将疑,她们本科生怎么可能打听到这样的消息。这之后的那些天,我的焦虑与日俱增。某日,我正在机房工作,接到一位同事取来的印着复旦大学红色大字的信封。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打开一看,居然真是一份写着我的名字的录取通知书,方才大喜过望,我的梦想果真实现了!来到复旦后听老师们说,当年有近40人报考这届计算机系研究生。能从中脱颖而出,进入复旦这所名校和著名的全国首批计算机科学系之一,并师从名师学习一项刚开始发展的新技术,我感到十分幸运。

 

我对这段经历的感悟是:要想达成任何大的目标,离不开梦想,追求,投入,坚持,和机遇。

 

求学复旦

报到当日,校门内外彩旗招展,挤满新生和参加接待的师生的校园内熙熙攘攘,气氛热烈。我和先后到来的几位研究生同学刚刚在5号宿舍楼的寝室中安排好床位,系里几个指导教师就赶过来看望我们。记得来的有施伯乐老师,罗文化老师,许自省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施老师当时看起来十分年轻,英气勃发,谈笑风声,平易近人。许老师则看起来很威严,带口音的普通话我当时还难以完全听懂。老师们首先祝贺我们被录取,欢迎我们前来就学,然后关切地询问了我们个人的情况,关心我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学校和系里解决,并对学校和系里的情况以及即将展开的学习做了介绍。老师们要求我们做好思想准备,尽快投入学业。

 

我们的寝室在5号楼南侧的二楼,室友除了我们计算机系4人,还有数学系那年录取的唯一一名研究生张万国。我们的寝室和本科生的一样格局,也是4张双人床放在房间两边,中间靠窗放着并排四张大桌子,除此之外几乎就没有其他空间了。我们的寝室后来又换了两次,最后搬至校东门外的新宿舍楼区15号楼,但始终都是和本科生混住。甚至有两年是和女生共住一楼,男女生寝室分作两边,中间有隔断。偶尔遇到楼层断水,会有女生结群端着脸盆到男生一侧打水,双方都相当尴尬。当时,学校的洗衣部就在5号楼旁边,我们经常把外衣,床单等送去洗,收费低廉,非常方便。

 

同学中,丁向阳和丁宝康是北大和清华的老5届,基础很好。张育超是我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头脑灵活,擅长理论。我们相处3年,互帮互学,关系融洽。我们和上一届研究生何继潮的接触也很多,在校期间曾一起撰写过期刊文章,毕业以后还合编出版过专业教科书。此是后话。

 

由于国内计算机科学的教学体系在70年代末以后才逐渐确定下来,我们过去所学中缺乏一些系统的专业基础,因此我们第一年的课程有离散数学,编译系统,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系统结构等基础课。离散数学和编译系统课程是和本科生一起上的。离散数学由吴时霖老师讲授。吴老师是复旦1957年数学系毕业生,专攻近世代数。讲起离散数学深入浅出,游刃有余,趣味横生。我们除听课外还作为助教,帮助吴老师批改本科生作业。每次课后,我们将收来的作业本一分为四,在寝室里同时批改。这样做也是为了便于对一些疑难作业共同讨论,以免“误人子弟”。几次批改下来,就发现本科生们水平参差不齐,对待作业认真程度也很不同。有的同学解题思路精妙,令人拍案叫绝。也有的同学作业潦草,错得莫名其妙,看起来好像根本没搞懂基本概念。还有对我们前一次批改不依不挠提出异议的。通过批改作业,也使我自己加深了对许多内容的理解。编译系统课由钱家骅老师讲授。钱老师学识渊博,又亲自搞过编译系统,理论实践都很熟,讲起来环环相扣,一丝不苟,板书也很漂亮。操作系统的课是周天爵老师主讲,周老师有丰富的设计实现操作系统的经验,参与过复旦乃至全国几台大型计算机的操作系统的设计和实现,对国内外的操作系统发展了如指掌,讲起来如数家珍。这些名师风采照人,循循善诱,为我们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们上过两门由张根度老师专为研究生讲授的课程。一门是计算机系统结构,另一门是软件和网络通信接口。张老师曾经参加过多个国产计算机型号的系统设计,包括军方的项目,有着扎实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际经验,他记忆力惊人,条理极为清晰,讲课节奏很快但又不会让你“迷失”,板书工整漂亮,图形文字搭配恰到好处。当时,网络分组协议和7层开放系统互联模型在国际上还都是比较前沿的发展,张老师已经把这些繁复的内容搞得十分透彻,并以生动且准确的语言给我们传授。毕业后我在国内国外工作中经常遇到网络和系统结构有关的问题,得益于在复旦上过这些名师精品课程,许多概念至今都清晰如初。

 

潘锦平老师为我们讲授了软件方法学和数据库设计两门课。那时潘老师刚从国外进修回来,带来了许多当时最新的软件工程理念和方法。正是在这两门课上,我第一次接触到软件工程的概念,软件开发的瀑布模型,软件质量的度量,以及大型数据库的设计等理论和方法。这为我以后亲自参与组织大型软件和数据库系统开发项目提供了很好的准备。也是从这两门课的学习中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对工程和系统实现抱有更大兴趣。

 

留有比较深印象的课程还有算法分析和数理逻辑。招兆铿老师专为我们4人开设了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课程。招老师采用自编的教材和自成一体的伪程序语言,将各种常用的数据结构和算法表示成简洁的程序段。刚一开始,这种描述方式让我有些不适应。后来才体会到,这种表示法有其独到的清晰和效率,便于展示各类算法的精髓及讨论其复杂性。数理逻辑课可能是我修过的课程中理论上最为艰深的,同时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门课程,由唐同诰老师给我们单独讲授。当唐老师在一番深遽的形式铺垫后,最终引出哥德尔完备性定理的证明,我被这数学和逻辑上的形式美和内在美所深深震撼和吸引。我后来的硕士论文也直接得益于这门课程。唐老师后来出国进修,因手续问题还到过我当时工作的某国家部委找我帮忙。我尽所能为他查到了比较确切的信息。唐老师非常客气,出国后还托人带回一点礼品对我表示感谢,这让我非常不好意思。能为自己的老师做些事本来是弟子的应尽义务。

 

在复旦上过的课中,不仅有理论的,还有偏重实践的。当时,微机刚刚面世,尚远未普及成为教学工具,我们所学大部分课程只是“纸上谈兵”。到现在我都认为,如果当时在复旦能使用甚至亲手实现我们自己的数据库系统,对培养学生,提高其理论和实践能力会有很多帮助。当时,计算机系好像只有DJS-130小型机可供我们编程和实习。王春森老师和薛国良老师带我们上的软件结构课就利用这台以现在标准看功能十分原始的机器。我们的课程大作业是完成一个实用的反汇编程序,将纸带上穿成的程序变成汇编语言文本。这个作业由我们4人合作完成。作业确实起到了使我们能够将学到的一些基本理论,数据结构和算法融会贯通的作用。

 

和我们专业联系最密切的课程,当属施伯乐老师主讲的数据库理论课。这门课程当时还没有正式中文教材,其讲义内容非常新,跟踪当时国际上关系数据库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施老师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关系数据库理论的学者,也是带领复旦计算机系成为国内数据库理论研究知名重镇的学术带头人。施老师通过这门课程为我们梳理出进一步研究数据库理论的思路。他的深厚数学功底和清晰逻辑思路使这门理论性极强的挑战性课程听起来既饶有趣味,又引人深思。

 

收获很大的另一门课是由研究生和数据库教研室老师共同参加的数据库讨论班。这种由高年级学生和教师共同参加的讨论班,是苏步青教授从上世纪50年代起在复旦数学系开始实行的。许多上世纪50-60年代毕业留校的前辈们都生动地回忆过参加讨论班的体会,认为受益匪浅。施老师50年代就学于复旦数学系,也将这种传统传承下来。在施老师主持的讨论班上,每个参加者分到一个题目,有时是一本国外最新专著的一章,有时是一个专门课题,每周由一人做主题报告,然后大家就此专题提问和进行讨论。这样很快就使大家对整个领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通过倾听别人的讲解,理解他们切入问题的角度和思路,以及解决问题所用的方法,也对我自己的学习和科研能力起到了提高的作用。分给我题目的是一本英文专著中关于数据库数据隐私保护的一章。其中用到一些数学方法讨论如何从部分已知数据推导出关联数据,以及如何估计数据泄漏的概率。为了讲清楚这些概念和结果,我花了很多时间反复阅读,并将书中省略的一些公式和定理的推导过程补充出来。在讨论班上报告后,获得一定好评。当时不会想到,我后来在美国的一些主要工作也是有关数据库系统安全。现在回想起来,这也许是一种专业上的“缘分”吧。

 

1981年校庆期间,学校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计算机系的一项活动是专题报告会。施老师鼓励我们自选题目参加。我选择的题目是几种二分查找算法的分析和评价。这里面应该说没有多少自己原创的内容,我是把它作为学习算法分析的一个总结。整个报告的框架是和施老师共同商定的。具体内容由我组织,并向施老师做过汇报。报告会当天有来自校内外的几十人在台下听讲,报告完后我回答了一些提问。参加报告会对我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除了专业课以外,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政治和外语也是我们的必修课。政治课的内容和教师我早已完全忘记了。英语课的教师我也已不记得名字,只记得是一位50岁左右的李姓男老师,学识渊博,人也很严肃。本级除外语专业以外的全体研究生一起上课,使用一本原文教材,内容包罗万象,从历史,文学到科学。现在想得起来的,有美国著名盲人作家海伦凯勒的名作《假如只有三天光明》,以及赫胥黎关于进化论的文章,后来我读达尔文《物种起源》原著,发现这是赫胥黎为此版本所做的序。英文教学偏重阅读理解,不重视口语和听力。期终考试非常之难,以至于现在还印象深刻。考试为闭卷,有时间限制,其中一部分是要求阅读一篇有关欧洲壁画的长文,并回答问题。文章很深奥,内容也不熟悉,有不少生词。当时只觉得读了几遍下来,仍旧似懂非懂,连猜带蒙,考下来一头雾水。但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结果,却是把整篇文章几乎一句不差地背了下来。考完后我凭记忆将文章,考题和我的回答都默写出来,假期中请复旦英语系77级的一位同乡“批阅”,结果她说我答得并不算太离谱。果然,我英语课最后的成绩还算不错。二年级时我们必须选修第二外语,我选了日语。授课教师是一位在读日文研究生。当时其他课程很紧张,而且已经开始了论文课题的准备,所以对第二外语我们都没投入太多精力,老师也不为难我们,明知我们没下功夫,最后考试仍高抬贵手让我们通过。如今我的日语仅剩下一点辨认假名的能力。几句会话还是后来几次去日本培训和开会时记住的。

 

 

硕士论文

研究生学习的第二年上期,在课程和讨论班的基础上,施老师要求我们开始全面阅读关系数据库理论研究的文献。关系数据库理论是70年代中期由IBMC.F Codd 提出的新型数据库系统理论,由于其建立在的严格的数学基础之上,迅即在数据库界引起连锁反应,成为当时的研究热门。这些研究催生了后来的甲骨文,Sybase, InformixIBM DB2等商业上极为成功的数据库系统。施老师是国内关系数据库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为了让我们对此领域有全面了解,他指导我们从系里有限的几本数据库英文专著,会议录和期刊入手,参照书籍和文章后面的引文索引,整理出一批必读的经典文献。然后,我和丁宝康拿着学校开出的介绍信和从施老师的科研经费中提取的现金,跑遍上海的几个图书馆和中科院华东计算所的资料室。那时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计算机馆藏检索系统,查资料要从图书馆一个个小抽屉的无数卡片中筛选。查到文献(一般是会议录和期刊),再用纸片标出感兴趣的文章页码,要求复印。查找资料费时费力,有时饥渴交迫,连饭也顾不上吃。几个星期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居然找齐了大部分文章。

 

在施老师的指导下,我们认真阅读了几乎所有可以找到的相关文献,并在讨论班上进行了讨论,从中理出了当时关系数据库理论研究的现状和热点,已经得出的主要结果,以及尚未解决的问题。寒假开始前,作为对这一段阅读的总结,在系里四楼的一间没有暖气的教室里,面对摊开在课桌上的大堆资料,我开始非正式地撰写一篇关系数据库依赖理论研究的综述。上海的冬天寒气逼人,教室里几乎滴水成冰,我手都几乎冻僵了,字也写得歪歪扭扭。我起初的想法是为这一段的学习做个总结,以便下一学期开始自己的课题研究,没想到初稿就写出了几十页。施老师在看了我的作业后,建议我们两届几个研究生参与撰写一篇关系数据库理论研究现况的综述。这篇文章由施老师主笔定稿后,不久就发表在一份专业刊物上。据我们所知,这是国内最早的系统介绍关系数据库理论的文章之一。这种在做项目或课题之前尽可能搜索齐全各种资料,做到对相关领域已有成果了然于胸之后,再去考虑自己的切入点和解决方案的做法,一直被我沿用至今。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方式对我这样创新天赋不足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个好的途径。对更有天赋的人来说,某种灵感可能会更加自然的冒出,许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可能也无需事先学习,该用到时自己就推导出来了。典型的例子就像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独立地发展出吉布斯的统计物理理论,数学家格洛腾迪克“重新”发现测度论和勒贝格积分。过多地学习别人的东西或许更束缚自己的思想。

 

我们那时对国外关系数据库理论研究的跟踪应该是比较紧的。这从我和丁宝康由施老师介绍,去武汉大学参加一个美籍华人教授讲座的体验也可看出来。那位教授讲的关于关系数据理论的许多内容我们都已经有所了解。在提问和讨论的过程中,教授也对我们问题涉及的广度和深度表示了赞赏。

 

在复旦的头两年的大部分时间是上课和为论文课题做准备。由于对计算机科学和数据库领域的喜爱,感觉自己像海绵一样殷切地汲取知识,充实自己,同时从学习中也体会到自己的进步,产生成就感并激发了更强烈的学习欲望。兴趣和需要的结合是学习的真正动力。

 

文献阅读阶段结束后,下边就要确定个人的论文课题了。施老师指导我们从关系理论的发展入手选择课题,既要有所创新,也要有一定理论意义。基于对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现况的了解,和施老师讨论后,丁宝康选择了不完全信息的研究作为课题,我的论文课题确定为多关系下的函数依赖和关系视图的可更新性。这两个课题都有一定实际背景,但囿于环境,我们当时只能考虑理论部分。做论文期间,我们每周向施老师汇报一次,讨论论文的进展,听取施老师的指导。施老师对我们的选择何种推理模型和具体推导过程并不强求,他希望我们通过研究过程获得独立工作的能力。他也从不给我们施加压力或坚持固定的要求,而是鼓励我们独立思考,自由发挥。平时,施老师待人平等和蔼,毫无名师架子,但是他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在讨论论文的过程中,对我的一些假定和细节不断提出质询,引导我不能跳过任何步骤,想当然地用作前提或得出结论。施老师也一直在鼓励和引导我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并尝试不同的工具和方法。比如,为了证明论文中某一定理,我一开始试图用演绎方式,遭遇很大困难。施老师建议试试用归纳构造方式和反证法。这一提醒使我有醍醐灌顶之感,循之果然很巧妙地证明了这个定理。

 

1982年暑假后,论文课题进入攻坚阶段。我的课题其实是数学或者逻辑问题。数学研究中,有人从最为“普适”的角度提出和解决问题,比如上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格洛腾迪克就是这样,他总是从最大限度的抽象和最广泛的意义上提出和解决问题,他甚至从不依赖和甚至鄙视使用特例。另一些人往往从实例出发,再逐渐抽象为内涵更广的理论。我的功力不逮,只能采用“具体-理论”途径,即首先是对课题的实际背景有了一个模糊的直觉,然后归纳出一个好的性质,但是,这个性质是不是在各种条件下都成立,是否充要,则是我必须证明的。三年级上期的一段时间,我的研究进入了死胡同,推导过程似乎在转圈子,每每貌似有了进展,但实际上进入了循环论证。我十分郁闷,精神上压力很大。如果这个结果无法证明,后续研究就没有了根基,论文也就做不出来了。

 

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的周末下午,校园的道路上树叶已经转红,小雨时停时起。我在二教一楼一间教室里,苦苦冥思,证明又一次陷入死路。绝望之中,我走出室外,沿着被小雨打湿的道路,茫然地散步,同时大脑还在飞速工作,把一直困扰我的过程又理了一遍。突然,好像柳暗花明,思路顿开,突如其来的灵感,电石光火般地把我引出了迷径,在头脑中完成了定理的最后证明!我惊喜之余,赶紧跑回教室,低头把刚才的“突破”记录下来。再仔细审查一遍,发现没有漏洞。这时,两个多月以来一直压在心头的沉重负担突然解脱了,心情十分兴奋。抬头向窗外望去,已是阴云散去,晚霞漫天。

 

当我和施老师分享我的结果时,施老师也为我的进展而高兴,并且认为,这些结果推广了国外业界发表的研究,已经满足了硕士论文的要求。他建议我把论文再做梳理,做到证明的严谨性无懈可击。按照施老师的要求,我又反复检查和完善了整个证明过程,直到确认无误。从施老师的严格要求中,我看到了他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论文课题从开题到研究的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极有价值的专业训练。

 

做论文的过程很辛苦,也使我对自己的能力和未来发展方向有了更多的思考。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处理抽象问题的天赋不足,但工程方面的直觉和能力却比较好。今后的发展也许应该偏重工程方面。一个人应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知道能做什么很重要,了解不能做或者不擅长什么也很重要。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扬长避短,此不可不察。工程和实现也不容易,也得创新,也依赖灵感,也需要面对智力上的挑战,但是,它需要的是与处理数学抽象不完全相同的能力。

 

论文完成后我们开始准备答辩。论文是委托崇明县一家打字社统一印刷的。我和丁宝康还乘坐轮渡赴崇明校对打印稿。我虽然自认可以大概听懂上海话,但没想到却根本听不懂当地人的方言,全靠丁宝康做翻译,闹了不少笑话。19835月,我和丁宝康的论文答辩会在复旦举行,丁向阳和张育超的答辩会也在同一天举行。答辩委员会由中科院华东计算所朱三元研究员担任主席,成员有施老师,许自省老师,华东师大的李玉茜老师,好像还有另一个兄弟院校的老师,名字已不记得。我的同级同学,以及下三届的研究生师弟师妹们都来旁听,记得住名字的有冯志林,乐嘉锦,赵隆庚,苏建文,郁青,张婷婷,李科,王晓阳(现任复旦计算机学院院长)等同学。答辩会开的很紧张,但最后有惊无险,我们的论文都获通过。答辩会结束后,我们和老师们分别合影,然后在复旦招待食堂大餐一顿,以庆祝三年的艰苦学习圆满结束。

 

 

 

校园生活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学习热情都很高涨。同学们都经历过文革,或多或少地被耽误或剥夺过学习机会,因此也就非常珍惜在校的分分秒秒。大家上课认真听讲,课后积极自习。当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学习之外的“诱惑”。大家对为晚自习找个好座位的经历都留有深刻记忆。我总觉得宿舍楼和寝室环境不够安静,自习还是要到教室。那时,许多教室的日光灯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或明忽暗,或者干脆不亮,许多灯管的镇流器还发出恼人的嗡嗡声。那些灯光好的位置,都被人所熟知,因此即使暂时无人,也经常被各种书包,教科书或作业本所占据。有时,要走好几间教室才能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去的晚了,有可能什么位子也找不到。即使找到位子,如果不凑巧,有一对窃窃私语的学生情侣坐在你的周围,那你就只好仰天长叹,自认倒霉了。为解决自习场地问题,同学们各辟蹊径,“创新”迭出。我就遇到过熄灯后在宿舍楼淋浴室就着小台灯,光着脊梁,坐在小板凳上坚持苦读的本科生同学。

 

由于距离宿舍和中央食堂都比较近,相对较新的三教是我们经常去自习的首选。然而,由于人太多,位置并不好找。我们故而也常去稍远些的数学系或者一教寻找自习位子。一年级上期,我们在计算机系某层楼发现一间不上锁也不熄灯的教室,我和张育超便常去那里自习。教室的灯光照度不足,有种阴森森的惨白感觉,时间长了,眼睛不是很舒服。但好处是没有其他人知道这里,位子有保证,也很安静。后来,我的女友也知道了这个地方,便带着她的几个同学来“近水楼台”。起初这并未引起注意。糟糕的是,那年寒假期间,她们没回家,继续去那里自习,并且呆到夜深也不走,终于被管理楼层的职工发现,她们甚至不是计算机系的学生。于是人被轰走,教室也锁了起来,以至于我们返校以后也不能使用这处曾经给我们带来诸多便利的“宝地”了。二年级下期有段时间没有课,我和丁宝康整天都在学校图书馆阅读文献。两人轮换着提早去图书馆排队,一开门就冲进去,抢先将书包放在桌上,并摊开一堆文献复印件,为另一人占好位子。为了保住这个位子,少不得还要跟“觊觎”空位一脸不满的同学们稍作解释。

 

复旦当年的学生食堂办得在全上海高校中声名远扬。每天中午两毛钱左右就可以吃到可口的大排或者东坡肉,35分钱可以品尝香喷喷的炖肘棒。上午第二节课后大课间,食堂的师傅们会把热气腾腾的各色点心送到三教楼下,同学们于是趋之若鹜。晚自习期间食堂还卖小馄饨。中午第四节课下课后,各路人流浩浩荡荡向食堂汇聚,一步落后,就可能要多排10分钟的队。那时,对以“同学”名义加塞的人,大家都很不以为然,但多数时候也只能“忍气吞声”。

 

校外邯郸路对侧大操场边,开着一家复旦招待食堂,是学校招待访客和外来出差人员就餐的地方,也向学生和教工开放。由于我当时是带薪上学,被女友及其同学当作可以“敲诈”的大款,时常被“胁迫”来此就餐并买单。当时的菜肴并不贵,4个人10块钱左右就吃的很满意了。这样的消费每月至少要有一次。我们也时不时在周末去市内逛南京路淮海路,偶尔,会找家西餐店吃份法式炸猪排或者炒虾仁。五角场边的小吃摊位也是我们时而光顾的地方,花一点钱,吃个小馄饨茶叶蛋什么的。81年五一节,我和女友及她的几个男女同学跑到吴淞口,先是在黄浦江边,面对烟波浩渺水天一色,拉着跑了调的小提琴,大唱流行歌曲,然后在镇上一家餐馆大快朵颐。82年秋天,已经毕业的女友从北京来上海出差,我们去上海植物园游玩,并排躺在绿色如茵的草坪上,朗诵泰戈尔的飞鸟集小诗。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青春浪漫的美好时光,也使得本来枯燥艰苦的读书生活有了别样的亮色。

 

8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黄金时期。复旦学生中群英荟萃,参与意识很高,社团活动丰富多彩。我们入校前,已经有过相当轰动的参与社会选举活动。后来政治色彩的活动少了,但各色文化活动则日渐丰富。校园南京楼上和3教周围有许多报栏,经常贴满社团活动的通知和创意十足的海报。复旦剧社俊男靓女群星灿烂,才气如云,我们看过不少他们的精彩演出。许多大腕级的专业艺员也常来校演出。我们听过盛中国的小提琴演奏,刘秉义,朱逢博等人的独唱,以及指挥家郑小瑛讲解的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李坚孔祥东等几个钢琴新秀当时尚未扬名国内外,但他们的技艺已十分圆熟,在复旦引起不小的轰动。孔祥东现已蜚声海内外,当时他不过十三四岁吧,在复旦演奏时他恣意晃动的的光头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些演出都在相辉堂,经常一票难求。我的女友神通广大,交际颇多,所以我经常有票。我们有时也去五角场剧场看演出。记得当年“气声”唱法刚刚引起争议,北京歌舞团正好在五角场演出,有演员用气声演唱由李谷一唱出名的《乡恋》,著名男女声二重唱演员王洁实谢莉思也有节目。我们慕名而去,听得如痴如醉。特别是那期待的气声一出,全场倾刻轰然,叫好声和掌声入云。

 

在复旦3年,至今我仍感谢复旦精神体现的的追求全面,兼容并蓄。学生会和其他社团常举办各种内容的讲座,每次讲座都人满为患。大的讲座常在3108教室举办,经常爆满,连窗外都挤满了人。我听过同济教授主讲的欧洲建筑和美术欣赏,复旦中文系教授讲的中国古代诗词,经济系教师讲的国际经济理论分析等等。这些讲座开阔了我的眼界,提高了人文素养,是求学复旦的另一大收获。记得还听过79级国际政治系研究生讲的怎样阅读英文报刊新闻,相当有实用价值。虽然这些讲座和自己的专业似乎不相干,但是它们构建了一个人理解世界处理问题的综合基础。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学好几门专业课。在复旦期间,我还挤出时间读过许多欧美文学名著,以及当时流行的波普的科学哲学等社会科学书籍。我也常在当年复旦校门外的那间不大的书店浏览,还买过不少时新的书籍,如《西方绘画史》,《中国绘画史》,和《李璟李煜词》等。当年寝室熄灯后打着手电在蚊帐中夜读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熄灯后,我们几个室友也经常会讨论国内外时政新闻。有时我会把刚从美国之音中听到的新闻或评论复述出来,引起室友之间的激烈辩论。

 

84级本科校友李若虹在她的一部书中回忆80年代复旦校园生活,引述一位同学对当时复旦校园的描述,自由之风扑面而至,学术追求蔚然成风;学说观点,并行不悖;讲座晚会,层出不穷。无股票知识之乱耳,有求学之决心……青春昂扬,不知阮囊羞涩;甘苦共享,更怀远大前程确实十分传神。

 

复旦校园既大气又典雅,终年树木青翠,花草繁盛。但当年与此胜境颇为不协调的,是偶有附近化工厂排出的废气污染。那种比臭鸡蛋更糟糕的刺鼻味道,令人难以忍受。记得当时学校和学生会对此与工厂和区里都有交涉,甚至被提上了区人代会的议程。但是我在校的那几年,还是时而会被臭气熏到,成为我复旦记忆的一个永远组成。

 

复旦校园生活的另一朵小小浪花是校广播站每天的节目。早上播出的起床号和广播体操配乐,将沉睡中的学子唤醒。本科生许多班级还组织全体出操,朝晖沐浴着学子们青春健美的形象。午餐期间每周一歌,常播放港台校园歌曲和西方流行歌曲,很受同学欢迎。至今仍有清晰印象的是美国歌手约翰丹佛的那首《乡村小路》。歌曲的高亢,激越,阳光和力度使人奋发向上。那时我根本不可能预见,8年以后我会来到落基山下的美国西部名城丹佛,听熟了约翰丹佛的另一首名曲《高高落基山》。现在,从公司大楼的巨大窗户西望,几乎天天都能看到万里晴空下,积雪皑皑苍茫雄浑的落基山脉,俯瞰着从科罗拉多到堪萨斯的广袤大地。

 

复旦人对体育的爱好有目共睹。无论寒暑,每天清晨,师生们晨练的身影就出现在校园内外的道路上。操场上每架单双杠边都有跃跃欲试的人们在等待自己的机会。下午下课后,各个篮球场排球场也满是呐喊奔跑激烈拼抢的身影。在校的几年,我坚持晨练。不论寒暑,我都会在校园里跑步,路线多是沿南京路,过电光源楼和数学楼,再沿着相辉堂前大草坪,经过一教和图书馆,最后回到校门左侧的运动场,练习单双杠。

 

那些年,每逢中国足球队和排球队有国际赛事,再喜欢学习的同学也会放弃自习,挤在宿舍楼道里屏幕不大的黑白电视机前,观看比赛,为中国队加油。记得那次国家男排对阵日本,比赛进行得难分难解,偏偏央视租用的卫星转播时间到期,大家无法观看所余比赛实况,十分焦急无奈。有同学立刻拿来收音机,大家于是静下来继续收听。最后中国队艰难获胜。校园随即沸腾,各寝室的窗户大开,欢呼的,敲脸盆的,扔暖水瓶的,抖床单的,各种欢庆形式不一而足。还有不少同学跑出来在校园中结队游行庆祝。同样的盛况发生在世界杯中国女排对阵美国女排的比赛后。那次惊心动魄的比赛,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心脏仿佛要停止跳动。当中国队最后凭借郎平的一记绝杀惊险地击败由传奇海曼领衔的美国女排获得冠军,全校欢腾一片。有些同学甚至用自己的床单点燃篝火,在校园里纵情庆祝。

 

毕业以后

学校的生活是令人难忘的。但无论校园生活多么令人留恋,学生总要毕业,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将所学致用,在实现自己抱负的同时,得以回馈和报效社会。

 

当时的研究生分配制度是国家包分配,个人可以联系单位,但学校和原工作单位都有一定的甚至是最终的决定权。张育超和丁宝康留校成为计算机系的教师。丁向阳回到原工作地,但换了一个单位。施老师很关心我们每个人的发展,就毕业去向很早就征询过我的意见。我可以选择留校,但我已经发现,自己更适合也更有兴趣搞工程实现,并充满激情地憧憬着以自己的绵薄力量推动计算机和数据库的实际应用。另一个现实考虑是,由于我的女友已经在北京工作,我如果留在上海,有可能导致以后难以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基于以上考虑,我决定在北京寻找接收单位。1982年秋季,全国应届研究生分配会议召开后,施老师通知我说,国家某部和国家科委信息研究所都有要人的计划,建议我去北京亲自到用人单位接触一下,以便做出最好的决定。于是,我在1983年寒假期间到北京了解情况。信息所的人事干部坦率地告诉我,这个研究所是新成立的,方向和任务尚不明确,而且通过关系介绍进来的人已经很多。他说,我们欢迎你来,但建议也找一下其他单位,说不定更适合你。不用说,这样的介绍不会使我对信息所产生向往。相反,国家某部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该部正筹办管理部里和各省辖属机构计算机应用工作发展的信息中心,并计划建立相关的大型数据库群,急需专业人才。信息中心筹备负责人专门抽时间和我详谈,对我表示了真诚的欢迎。我觉得这里的工作可能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并且符合我个人兴趣,就决定了毕业以后到这个部来。

 

19835月,我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学位。7月,在经过3年艰苦而收获丰富的训练后,我带着对导师,同学和学校生活的感激和留恋,离开美丽的复旦校园,奔赴北京,开始了人生下一个阶段的奋斗。

 

后来的情况证明,当初决定来这个单位是正确的选择。单位对我很重视,并陆续从全国各高校招来一些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组成朝气蓬勃的团队。几年期间我作为负责人之一参与了信息中心的筹建,主持的几个数据库项目也对部里的计算机应用有所促进,并因此获得过部里的科技进步二等奖。单位还支持我参加了19861988年分别在日本和美国召开的超大规模数据库国际会议,使我得以继续跟踪数据库界的最新发展,并加强了自己和国内外数据库同行的交流。

 

离开复旦以后,我仍然不断得到施老师的关心和提携。1984年,我投稿到全国数据库会议的论文被接受,但由于我在日本参加培训无法与会,施老师指定冯志林代我在会议上宣读论文。1986年,施老师推荐我作为全国数据库年会程序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在成都的审稿会和在苏州召开的全国会议。施老师还把我引荐给当时全国计算机学会数据库学组的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的萨师煊教授,使我在北京工作的几年中有幸得到萨老师的直接指教和关怀。我还参与了施老师主持的《关系数据库的理论与实践》和《关系数据库研究的新领域》两部书稿的编写,这两部书后来分别获得了十省区和教育部的优秀教材奖。1988年,施老师曾鼓励过我报考他的博士生。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最终决定赴美国发展,但我永远感谢施老师对我的关心。

 

施老师在90年代多次到美国开会,每次都会和我联系,关心了解我的工作和生活。1995年,我事业上一度遭遇一些挫折,施老师得知后,专门约我在他下榻的旅馆和我长谈,开导并鼓励我走出低谷,另开门路,重新振作。对施老师的此番苦心,我深深感激并会永远铭记。2000年我探亲回国经过上海,施老师邀我回复旦,并和几位老师和研究生同窗共进午餐,席间施老师向我介绍了复旦和计算机系的新发展,我也汇报了自己在美国的工作情况。自那时至今,我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和微信同施老师保持着联系。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一直和计算机软件及数据库系统有关。英国数学家图灵在上世纪30年代奠定了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并促进了上世纪4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诞生。自那时以来,计算机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成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科技进展。就计算机数据管理技术而言,从早期文件系统,数据库,数据仓库,数据挖掘,云计算到今天的大数据和深度学习,其发展方兴未艾。我为自己从上世纪70年代进入此领域并亲身参与这些发展而深感欣慰,也为能在自己专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有幸在复旦求学而永怀感激。

 

离开复旦以来,由于个人能力微浅,一直自愧未能对学校和计算机系有任何回馈和帮助。但我一直默默地关注着复旦计算机事业的发展,经常浏览学校和计算机学院的网站。每了解到一个新的进展,都会由衷地感到高兴。我预祝复旦计算机事业再续辉煌。

 

20154月,初稿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

201712月, 改毕于丹佛

 

(崔靖,复旦大学计算机系80级数据库专业硕士研究生,1983年获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学位。曾任国家某部信息中心副总工程师。1989年赴美,先后供职于UniDataArdent Software InformixIBMRocket Software等公司,主要工作有关数据库管理系统开发及其安全架构设计)

 

附:19835月论文答辩会后的合影

论文答辩会,19835

左起:丁向阳,丁宝康,施伯乐老师,崔靖,计算机系一老师

 


 

论文答辩会,19835

前排左起:丁向阳,张育超,薛国良老师,丁宝康,崔靖

后排左起:张婷婷,冯志林,赵隆庚,乐嘉锦,王晓阳,苏建文,李科

 


 

19835月,毕业前夕。左起:丁宝康,崔靖,丁向阳,张育超